送伊门道夫远行
Jorg Immendoff

文/龚云表


　　约尔格·伊门道夫（Jorg Immendoff）走了，这一天是5月28日。这位在西方被誉为“活着的大师”的德国新表现主义艺术领军人物，多年来一直被一种罕见的顽疾“肌肉萎缩性侧索硬化症”所困扰，久治不愈，终于撒手人寰，离开了他无限眷恋的世界。
伊门道夫心中有一种浓得化不开的中国情结。他第一次来中国是1993年，在北京国际艺苑举办展览。而此前在中国艺术界，他的大名早已是如雷贯耳。其后2002年和2005年伊门道夫又两次来华，前一次是在世纪坛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展览，展出了他140幅油画作品和30件雕塑；后一次则是分别在天津和北京巡回展出。这两次来华，固然主要是为了举办展览，但还有另一个目的，即是为了求医。在他心目中，中医无疑是最为神秘莫测、奇妙无穷的。那时他已是行动不便，步履蹒跚，显出了明显的病态。好几位在德国留过学的伊门道夫的中国学生都热心地为他们的老师寻医问药，期望有一种能让伊门道夫的沉疴药到病除、霍然而愈的灵丹妙药。然而药石无灵，他的病情仍然每况愈下。2005年是伊门道夫的60大寿，也许人们已经意识到他将不久于人世，在柏林为他举办了一个极其隆重的回顾展，连当时的德国总理施罗德也亲临展览，伊门道夫被人推着轮椅来到现场，大家簇拥着他，纷纷向他表示祝贺，却又仿佛是在作最后的诀别。去年春，我在旅德画家苏笑柏陪同下到坐落在杜塞尔多夫市中心的伊门道夫家中拜访时，见他瘫坐在轮椅上，四肢已完全无法动弹，椅背上安着氧气瓶，全天候依靠输氧来维持生命。但即便如此，他依然坚持每天让人将他从卧室搬到工作室，让他的学生们在他的亲自指挥下创作。
新表现主义艺术家中的很多人都像宗教徒那样，自觉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以艺术的方式痛苦地上下求索，寻求着一条精神重生之路。他们试图从德国的历史和当代人心灵与社会关系的各种症结中，找到被久已压抑的、可以开发的精神价值。尽管伊门道夫生性偏执、桀骜不驯，在生活上又因放任无羁，绯闻不断而备受争议，但是在艺术上，他却有着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密切关注当代人动荡不安、苦闷彷徨的境遇，用强劲有力、鲜活生动而又发人深省的艺术呈现错综复杂的政治和社会内容，表达出对现实世界的忧虑。
在伊门道夫的作品中，往往营造出一种带有象征或隐喻意味的图像，也常采用一些与“后表现主义”画家类似的批判现实主义手法。这在他代表作品“德国的咖啡馆”系列表现得最为明显。在他的笔下，德国咖啡馆实际上是一个象征性的地点。他用类似电影蒙太奇的手法在这个地点描述非时序性的德国历史与其文化气息，以事件的组合表现封闭空间里的历史复杂性和社会矛盾的尖锐性。作品中的那种夸张的景深，平衡的视角，斜角的构图，粗疏的笔触，一股脑儿纠结在一起，对观者的视觉提供了一种躁动不安的意象，极具张力，令人头晕目眩。
伊门道夫1945年诞生在德国易北河西岸的布勒克德，19岁考入杜塞尔道夫艺术学院，从此开始了他充满传奇色彩的艺术生涯。现在想来，如果不是杜塞尔道夫艺术学院，也许就没有他曾经拥有的艺术事业的辉煌。走进伊门道夫的家，沿着狭窄的楼梯拾阶而上，在楼梯口，是一幅巨大的照片。这是一张许多人在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的校园里拍摄的合影，伊门道夫也在其中，当时他还是一名学生。一群年轻人站在被称为“艺术狂人”和“终结艺术的罪魁祸首”的博依斯的两边。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对伊门道夫这些年轻艺术家来说，博依斯无疑是当之无愧的精神领袖。博依斯所具有的独立精神，对艺术精神力量的强调，艺术观念的扩张，挖掘形象与媒介的象征性因素，以及运用艺术去干预社会的态度，对伊门道夫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追随在博依斯左右，并且积极参与了博依斯组织的许多艺术活动。只是他没有完全像老师一样去一味追求全新的形式，而仍然坚守架上绘画的立场，在纯形式的基础上赋予绘画以精神和政治性的意义，对于现实生活产生了巨大的批评力量，从而为他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杜塞尔夫艺术学院。
影响伊门道夫一生的，除了他的老师博依斯，还有一个人，那就是毛泽东。伊门道夫工作室的墙上，醒目地悬挂着身穿绿军装的毛泽东的大幅照片，他神采奕奕、举目远眺，露出了盖世英雄般的深邃目光。在见到这张照片的一霎那，我的脑海突然闪现出穿着印有格瓦拉头像T恤的西方激进主义愤青和粗大的手臂上刺着毛主席头像的过气拳王泰森。但事实远非我想象的那么简单。伊门道夫在年轻时就以“左派”和“毛派”自许，他崇敬毛泽东和“红色中国”。据说他专门有一间屋子收藏与毛泽东有关的纪念品，藏品已多达上万件。他的作品中出现的强烈的政治倾向并非偶然，当他还是学生时，就曾经参加过一个叫“团结”的组织，认真学习过毛泽东的著作。他认为：一个艺术家应该不断地积蓄革命的能量，因为这种能量能够改变艺术家的道路，艺术家的责任是唤醒人民，而不应让人民一直处于昏睡的状态。他曾经提出过“艺术属于人民”的口号，而把美国波普艺术大师安迪·沃霍尔称之为“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艺术家”。伊门道夫在2002年那次来华办展，为展览取名为“画到山前”。他说这是借用了中国一句老话“车到山前必有路”，他将自己比喻为“画”，而中国则是“山”。中国在他面前敞开了一条康庄大道。且不论伊门道夫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的确定性和纯粹性如何，他的艺术作品中政治所产生的积极因素则是确定无疑的。难怪一些西方评论家曾送给他一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画家”的桂冠。对此，伊门道夫却是安之若素，他的作品的价格甚至因此而一路飙升，一时间竟在西方收藏界掀起了一股“伊门道夫风”。这或许是所有人——包括伊门道夫本人都始料未及的。
然而，这一切都成为过去。62岁，对于一个世界级艺术大师来说是是一个苛刻的寿数。我们的话题也因此变得有些沉重。但是，生活原本就不总是轻松的。艺术也同样如此——如伊门道夫的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