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a Gueler
相机唱出的民谣

编译/陶一趣

　　
曹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拍摄伊斯坦布尔生活着的普通人开始，阿拉·古勒尔（Ara Gueler）逐渐成为炙手可热的专访记者和肖像摄影师。如今，他相机里定格下来的景象，成为对这个城市曾经拥有过的美丽的最好证据。

一位78岁的老人，坐在一家一点儿都不冷清的小咖啡馆里，与咖啡馆气氛非常相符的黑白照片，挂满了四周的墙壁：蒸汽船，航行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夜幕中；蒸汽船，停泊在苏莱曼清真寺前；蒸汽船，同货船交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伊斯坦布尔，被定格在镜头中，而在镜头后面的那个人，就是现在坐着的那位老人，阿拉·古勒尔。很久以前，咖啡店的老板就问过他，他那伊斯坦布尔最著名摄影师的名号，可不可以用来命名这家小店？如今，如果有哪个外乡人慕名前来，但又找不到路向人打听的时候，很可能别人在为他指路以后，还会友好地这样告诉他：“如果你运气好，甚至能碰到大摄影师阿拉·古勒尔本人。”
“伊斯坦布尔，我的城市，”古勒尔一边说着，一边回应着咖啡馆里进来的年轻人对他的问候，“我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到现在，还在这里。”阿拉·古勒尔的伊斯坦布尔，是一本黑白的图画书，但是，比所有彩色摄影加在一起都要色彩丰富。他的照片，展示了一个几乎被人遗忘的世界。博斯普鲁斯海峡中的渔夫，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撒网；过去立着许多薰满炭黑的房屋的渔村，现在成了大型游船的码头；古老的加拉塔大桥也早就被新桥替代；街上开着汽车，马车没有了踪影；伊斯坦布尔的小姑娘们也不再需要每天去远处的喷泉打水了。
“一个城市在五十多年间发生了很多变化，这也是很正常的，”古勒尔停住了话语中一点点增加起来的伤感，“仔细想想，还有很多细节的地方，让人常常回忆起过去。从伊斯库达尔过去，这个城市在亚洲的这边，还是一眼能看到夕阳中伊斯坦布尔的剪影，无比壮观。”
比赞、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曾经流传在这些土耳其大都市的神话故事，如今依然能够让人在这里感受到。围绕着七座山，连接起博斯普鲁斯海峡、马拉马拉海，以及黄金角，海水分割了亚洲和欧洲，也给文化和宗教划分了一条界线。伊斯坦布尔曾经拥有且依然保留着一幅童话般的画面，只是越来越多的汽车废气在人们和清真寺的上空，聚集起了一片厚重的云。
现在，已经没有人再去寻找蒸汽船，而那些虽然艰苦劳作但却充满豪情的渔民，也已经被周日拿着钓鱼杆的数以百计的休闲人群所替代，然而，阿拉·古勒尔照片中的那种气氛和情绪，还一直能够不期而遇。在落日余晖中，山与地中海都被笼罩在片片如絮如烟的灰色中，最后一线日光从低垂的云端下透出，为海水铺上一条银毯，这时候，那些在码头边等待渡船的人们，就只剩下清晰无比的剪影。
阿拉·古勒尔出生在伊斯坦布尔的塔克辛，一个正好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边，黄金角最尖端的地方。从塔克辛广场出发，是一条步行街，向南穿过伊斯坦布尔的中心商业区，一直到达吉卜赛人聚居区，那里是古勒尔的家，也是造就他许多照片的世界。从父辈开始，他们就住在这里，用他名字命名的“阿拉咖啡馆”也在这里一条走不通的小巷里。咖啡馆所在的房子，从他父亲开始，就是他家的产业，房子的右边是咖啡馆，左边是一扇门，上面用粗体字写着“古勒尔”，这里就是阿拉的办公室。
父亲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药剂师，阿拉·古勒尔在一个富裕的家庭中长大，从小由保姆照顾。夏天的时候，同生活在伊斯坦布尔的其他富裕人家一样，父亲会带着年少的阿拉，去到黄金角不到一点，一个名叫斯纳迪尔的地方度假。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昔日的度假圣地，也像世界上一些地方一样，逐渐失去了宁静。到了冬天，当时只有10岁左右的阿拉经常跟随父亲去看戏，去电影院，去参加朋友的聚会。在戏院的后台和影院的幕后发生的那些事情，让幼年的阿拉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且，这种兴趣一直延续至今。
阿拉·古勒尔是个探寻者，不断地在寻找自己的目标。最初，他当过演员，后来又成了一个很有才华的舞台剧作家，这时，他的目标是成为编剧或者电影导演，为民众塑造一个看得见的新世界。“但是在电影里，所有的东西都是人工做出来的，”他后来发现，“在摄影里却不是这样，摄影要面对的都是真实的事物。”因此他开始热衷于摄影。1948年，当他进入大学，开始经济学学业的时候，他拥有了生平第一架照相机，那是一架Rolleicord2。就是用这架相机，他在50年代初，拍下了“搬运工期待着工作”这张照片，1956年又完成了 “Allah”，在照片里，是两个戴着面纱，背对镜头坐在清真寺前的妇女。这张照片，成了他日后在商业意义上最成功的作品。
在古勒尔的照片中，人几乎无处不在，并且在众多的人物中，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的渔民，一次次出现在他的照片中，是他最喜欢拍摄的主体。“你不爱人，你就成不了好的摄影师。”对于这点，作为记者的古勒尔心知肚明。1950年开始，他先是为伊斯坦布尔的报纸杂志工作，1956年后，又为《时代生活》以及其他一些国际性杂志服务。“我曾经是《明星》、《行进巴黎》和《星期日时代报》的特约记者，”古勒尔为此感到无比自豪。因为这份职业，他认识了那个时代所有的摄影家。在巴黎，马克·吕布（Marc Riboud）将他介绍给了布列松，后来，他们成了莫逆之交。在他的一生中，阿拉·古勒尔在美国、英国、法国，当然还有他的祖国土耳其，获得过各种奖项。作为当今世上最好的摄影大师之一，古勒尔的名字已经响遍全球。虽然他从来都没有正式成为玛格南的成员，但他的无数照片，通过这家图片社卖到了全世界。
虽然阿拉·古勒尔的摄影作品，以表现伊斯坦布尔的平民生活为主，真实朴素，犹如被人轻轻哼唱的民谣，但在他所有作品中，名人肖像也占据了很大一部分。出现在他镜头里的，包括丘吉尔、玛利亚·卡拉斯、田纳西·威廉姆斯、甘地、高尔达·迈尔、铁托以及达利，等等，而让他名声大振的是一次对毕加索的摄影报道。
因为杂志约稿，古勒尔在世界范围拍摄撰写摄影报道，当然他也根据约稿的要求，拍摄彩色照片。他上一次的采访之旅，发生在1988年1989年间的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他用彩色照片将那些无以伦比的美景带回来。这些摄影作品无论构图还是色彩，都彷佛是古典大师的油画一般。玛格南的图片主编詹姆斯·福克斯（James Fox）曾经在古勒尔一本摄影集的前言里写道：“这种造诣，并不是一夜之间能够成就的，阿拉·古勒尔将生活经验和图画完美地结合起来。”“没错，我的画面表达了很多我个人的东西，”古勒尔这样说，“理解、想法和诗意，都藏在里面。别人能不能感受得到，这些都不是我最关心的。一个好的摄影师，应该马上能意识到，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我必须尽快到那里去。”
如今，古典摄影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以前报道中的那种浪漫意味，在现在的杂志上再也找不到多少用武之地，对此，古勒尔的愤懑之情，不是一点点。但尽管如此，“有时候，我还是逼迫自己，为了一个约稿，登上飞机。这听上去有点傻，但有的时候，那些约稿的主题，真的叫我吃惊。我在想，或许我还是不要接这单活儿，不如写我的自传吧，不过话说回来，即便如此，我还是没有时间来安静地开始写自传。我要操心我那些书籍的编辑，要处理每天的来往信件，还有，要为经常举办的展览准备东西。接下来，还要在纽约的徕卡陈列馆举办一个展览。”
在“阿拉咖啡馆”旁边，在那扇上面挂着“古勒尔”名号的大门后面，隐藏着他一个小小的大秘密：他的办公室、他的所有资料，和他的私人博物馆。只有受到邀请的人，才有机会前往参观。“现在，让我们去看看老朋友吧。”在那里，肯定有不少于两百幅的肖像摄影，具体多少，他自己都没有数过。走在这幢狭窄老房子的楼层里，仿佛正进行着一次时光旅行，穿过伊斯坦布尔，从一个洲到另一个洲，来到那些早已不在人世的人物正生活工作的地方。
阿拉·古勒尔还有很多称号：事实记录者、视觉历史学家、伊斯坦布尔的眼睛，等等等等，这些，在他看来都不无夸张的成分，他给自己的定位是：“一个收藏者，一名记者。摄影记者不是艺术家，新闻也不是艺术。难道我是莫扎特？还是别的什么？照相机也不是随时记录用的拍纸簿。照片如同我的孩子，我爱他们每一个。如果我对他们都漠不关心了，那还有谁会再记得他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