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世界》杂志社将于11月18日14：00-16：00在上海市多伦路27号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四楼放映厅举办12+国际电影人影像展映.
12+国际电影人
曹恺：从婉约到力量
文/朱海健 图片提供/曹恺
曹恺1969年出生于常州，大学考入南京艺术学院，毕业之后工作于南京电视台，之后便一直生活工作于南京。1998年之后曹恺开始了影像创作。选择影像，也许是对架上创作的厌倦，也许是动态影像更能阐述他想表达的东西，无论如何，最终摄影机变成他手上的一支画笔。
曹恺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从1998年开始他便保持着一年一部作品的创作速度，到现在为止已经创作了10部左右的作品。他的作品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呈现出两种风格。1998年到2000年这段时间曹恺创作了3部作品，他把它们称为“后南唐”。1998年的第一部作品《独上西楼》是为纪念南唐诗人李煜而制作的一部观念短片，光怪陆离的世纪末夜景淹没于一片波光粼粼、婉约派诗歌中反复遭遇的荷塘和古典园林场景，作品以一种当下的姿态解读历史文化，重新审视和建构历史与当下的关系。之后的几部作品延续着这样的风格，《时间是心中的一滴水》、《昨夜你在何处安眠》，都是对当下生活——在丰富多彩光怪若离的表象下人们生活的感伤和窘境——的一个写照和认识，2001年曹恺开始创作《2069》这部对他来说非常重要但是至今仍未能完成的作品，这部作品应该是他的创作的一个转折点，此后便开始了他的“后政治”时期，并一直延续到现在。这段时间他创作了《六九年之夏》、《国际歌》、《中国频道Ⅰ+Ⅱ》、《六八年制造》、《大雪1968》。这一时期作品的关注点转向了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及其影响，和前一阶段的作品正好形成了先果后因的关系，这也许正是作者一个渐进的思索过程：从对现今生活的思考和认识追述到此前一切之所以如此的原因。
《六八年制造》是曹恺的最新一部作品，作品完全用三维制作而成，作品本身同样是一个伟大的工程：对南京长江大桥的精确测量，而后在三维中重建。建成于1968年末的南京长江大桥是中国产业工人以空前的举国战略和人海战术完成的一部禅精竭虑之泣血之作，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工程奇迹。“南京长江大桥的外部形态本身极具政治象征意义。是中国社会主义美术史上的经典案例。30年过去了，时光锈蚀了大桥，其政治象征意义渐渐褪色，而人文历史的气息却逐渐浓郁”。作为和南京长江大桥共同出生、共同成长的一代人，曹恺用影像完成了再一次创造。
除了实验影像的创作之外，曹恺同时还涉足纪录片拍摄、实验影像历史和理论的研究写作以及展览策划。《记录与实验：DV影像前史》让我们了解了当下中国的实验影像的创作，而他策划的《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更是让我们了解到如今独立影像创作的方方面面。展览已经连续举办了三届，对中国独立影像的促进不言而喻。
曹恺访谈
ArtWorld：你是1992年从南京艺术学院毕业的，当时学的是什么专业？为什么选择艺术类学校，那时候这样的学校应该不容易考吧。曹恺：我当时学的专业是一个现在已经消亡的系科“工艺绘画”，这是一个传统工艺和现代绘画的交叉学科，强调对传统工艺材料以及现代艺术工业材料的理解和运用。这对我后来最初进入当代艺术领域时，选择架上综合媒材的形式不无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选择艺术专业的原因和大多数艺术家应该并无特殊之处，都是偶然中的必然。当然，我们那个时候的高等教育还是精英教育，有过那时候高考经历的艺术家都可以记得，要经过初试、复试、面试、文化考试四关，是真正的百里挑一。
ArtWorld：南京艺术学院毕业之后你去了电视媒体工作，而且这么一做就是近10年，你说过这些工作经历对于你的创作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曹恺：10年电视媒体的工作，对我来说其实只是一种在既定状况下的谋生手段，我的精神世界和那个喧哗燥动的媒体空间是分离的。在一个电视台工作自然必须遵循其游戏规则，但这样的环境影响正好是一种反作用力，使得我在创作上更加不愿意按照一种既定的模式来进行。
其实，我也并非是一无所获，在影视媒体近10年的职业工作，使我有可能触及计算机图形图像技术的最前沿。当代前卫艺术观念和计算机高科技的交叉，后来成为我关注的一个方向。
ArtWorld：1998年开始你投入影像的创作，而之前做的都是架上的作品，到最后完全辞去了工作成为一个职业影像艺术家，当时是什么因素促使你彻底转向影像艺术的？
曹恺：在我即将从南艺毕业的时侯，我意外地介入了一个当代前卫艺术群体，那些朋友们摆脱了学院派艺术强大的惯性，他们肆无忌惮的创作方式，对我有很大的影响。
我当时的创作形式主要是架上综合媒材和装置，虽然我每天面对剪辑台和摄像机，但是那时候并没有意识到VIDEO ART这样一种艺术样式的存在。我在1998年最初和录像艺术有关的作品是一件录像装置作品，把录像从装置上剥离下来，进行独立的录像短片创作，是我离开电视台以后的事情了。
这样的变化其实有着外部的原因，最主要的是一次去韩国参加当代艺术活动的时候，我看到了录像艺术之父白南准的大量原作，原作所产生的“场”的力量是巨大的，这使我深切地认识到录像艺术的巨大吸引力，而对VIDEO ART历史的进一步了解也使我坚定了录像艺术才会是我最终的选择。
ArtWorld：我记得我们曾谈到你的创作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一个“后南唐”时期，一个“后政治”时期。“后南唐”阶段的作品是对现实流光溢彩或者纷杂浮华的解析，而“后政治”阶段的作品是对政治事件之后影响力的再解读。
曹恺：从艺术的角度对历史文化进行剖析和批判，一直是我关注的一个方面，尤其是寻找历史和当下之间的对应点和契合点，我很欣赏“一切历史都是当下史”这样的观点，在不同的时代对历史会有着不同的解读。对于掌握话语权的言说者而言，如何阐释历史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而对于一个艺术家而言，他也同样可以用自己的方式通过图像来阐释历史。
至于“后政治”这个概念，是我和批评家朱其在一次谈话中提出来的，后来就有了我和一个韩国录像艺术家的联展“后政治影像”，我们共同感兴趣的是用蒙太奇来表现大规模群众集会的政治性场面，比如我喜欢把摇滚乐和红卫兵运动做平行剪辑，而那个韩国录像艺术家则在他的作品里同时呈现了韩国的光州事件和朝鲜金日成阅兵式的画面。
ArtWorld：“后南唐”阶段的作品应该一共有三部：《独上西楼》、《昨夜你在何处安眠》、《断桥》。他们分别创作于1998年至2000年间，相对你之后的“后政治”作品，它们显得更文人化。
曹恺：你的感觉是正确的，其实，那三年正好是我处在一个自我创作形式的转型期，确切的说，就是从架上综合媒材的创作转到录像艺术上来，所以有时候在同一个主题下，会同时用多种形式来表达。比如《独上西楼》这样的作品就是一个录像装置和短片共存的形态。而之后的创作，进入了一个纯粹的录像艺术创作时期，在样式上更加纯粹，所以会显得更有力量一些。同时“后政治”时期作品更为强烈的画面也会更加引人关注，相比之下婉约派的“后南唐”作品在气质上就
会显得文弱许多。ArtWorld：2001年你开始创作《2069》这部到现在还没有完成但非常值得期待的作品，这应该标志着你“后政治”时期作品的开始，能谈一下当时的想法和制作过程吗？
曹恺：2000年前后，我开始构思一个消费1960年代文化遗产的作品。我一直认为1960年代是一个真正激动人心的年代，政治风波和文化思潮风起云涌，充满人文理想的乌托邦色彩，之后20年的各种文化艺术潮流的波动，都可以在1960年代寻找到它的源头。对于《2069》，其实我有一个庞大的构思，在我原来的计划中，应该至少在3年后才开始，而且应该是由一个团队来完成。但是就在那个时候，我被邀请参加广东美术馆一个主题为《虚拟未来》的展览，策展人也竭力鼓动我完成这个作品。当时，我刚刚离开电视台，时间对我来说变得无限得多，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的创作冲动使我不自量力地开始进入半年左右的创作周期，这个作品包括三维角色动画、蓝幕实拍、非线性特技合成等多个技术环节。我一个人承担了导演、美工、3D动画、剪辑等需要一个制作团队来完成的工作——你无法想象所有的角色动画是我自己用MAYA软件在做贴图和渲染，事倍功半，这样的结果只能是暂时的失败。
ArtWorld：你出生于1969年，从你1995年前后进入艺术创作起，我们的社会正好进入一个经济发展的高速时期，大家都被卷入到经济浪潮之中，是什么原因让你反而对政治和历史有这样浓厚的兴趣？
曹恺：我认为，一个激动人心的大时代过去之后，其人文意义上的影响力不会因为社会的转型而立刻消失，相反会沉淀为某种内质，在不知不觉的潜意识中呈现出来，从而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理念和行为方法。探究这其中的因果关系，我一直有着莫大的兴趣。和政治学家、历史学家不同的是，我的研究角度是个人化的，我自己认为是在艺术感性的基础上的个人化分析。更多的强调各个历史时代中的超现实的个人经验和体验，比如对历史图像上细节的揣摩和类比，等等。
ArtWorld：《六九年之夏》这部作品一直被认为是你的代表作，很多人看完后都会回到那个激情澎湃的红色青春时代，你能简单谈一下这部作品吗？
曹恺：1969年，中国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潮，而西方也刚经历了1968年革命，全世界处于一个动荡而性感的时代。我出生在这个时候，但是对于一个婴儿来说记忆是不存在的。这部作品是以一个私人的、婴儿的角度，来呈现对1960年代的追忆，最根本要表现的是政治历史对一代人深刻的影响，所以这部作品的本意既是全人类的、政治的，也是非常私人的、秘密的。
从2001年起，我开始收集与1969年政治、文化、历史相关的影像资料，我主要的影像来源有三个方面：电视台磁带库的Batecam录像带；全世界各地的历史纪录片DVD光盘；一些我能收集到的私人录像带、照片。素材的收集差不多有一年多时间，但是剪辑的时候非常亢奋、非常迅速流畅，差不多三个通宵就完成了这部影片。
ArtWorld：在你的《六九年之夏》和 《国际歌》中，都是运用图像的嫁接和拼贴，好像只是一个个事件的组合罗列，挪用现成的新闻图像会不会削弱整个作品的原创性？
曹恺：挪用现成品是后现代的一个重要标识，对现成品的选择过程就意味着观念的生成。历史上的电视新闻图像对我来说就是一种现成品，对现成品的重新排列组合，就是一种后现代的叙述方式，所以，在这里图像是挪用的，但是观念是原创的，这对我来说就足够了。
在这两部作品中，音乐起到了一个线性的构架作用，在剪辑上，我使用了一种平行蒙太奇的手法。那一时期，我的录像语言更多的来自实验电影，来自一种对影像空间组合的敏感，而较少来自于录像艺术本身的美学。
ArtWorld：在我看到《六八年制造》单张的图片时，我就非常震撼于其中的力量和效果，好像这部作品创作尤为辛苦，能讲下创作过程吗?曹恺：这部作品是计算机直接生成的图形，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完全可以达到HD的高清画面质量，而且在做后期合成的时候我特别注意加强了色彩的饱和度，所以造成了一种绚丽而刺激的画面效果，这样的效果是目前的摄影实拍技术所无法达到的。
这件作品在制作上，是一个团队合作的结果，我和南京多所高校的一批数字技术精英组成了一个工作群，使用了一些相对尖端的软硬件进行数字CG建模、虚拟合成技术。在我完成草图和实景摄影后，大量的CG制作是由合作的助手完成的，但是最后的数字线性合成，是我自己动手在计算机上完成的，我以为对最终画面效果的控制和调整，最好还是应该由艺术家自己掌控鼠标，其中的微妙差异，是很难叙说的。
由于南京长江大桥的建造数据迄今仍然处于保密状态，测定其各部分构造之间的比例关系是一件很费功夫的事情，我知道档案馆里收藏着全部的资料，但是作为一个个体艺术家，我无法进入查阅，大桥的引桥和延伸建筑的细节问题同样复杂繁琐。所以，我和我的助手不得不几十次实地勘察，反复分析、对比拍摄的图片，其中的辛苦实在难以言说。其实很多艺术创作就是这样，只有艺术家自己最知道其中甘苦。
ArtWorld：《纪录与实验：DV影像前史》是很多人都知晓的一部作品，而且影响了不少人。你现在还从事着实验影像的理论研究吗？这对你的影像创作有着什么影响？
曹恺：2002年以后，我开始潜心研究录像艺术历史以及其他相关实验影像的理论，梳理了一遍西方自1960年代以来的录像艺术，进行了深入的阅读和撰写。《纪录与实验：DV影像前史》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之一。在写作的过程中，我的创作思想也开始出现了深刻改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抛弃了蒙太奇语言，而开始使用晚期录像艺术中经典的诗化述事的方式，使得画面变得凝重、单一，也更有力量。《六八年制造》就是这一转变的结果。对实验影像历史和理论的研究我当然还在继续中，目前的特别感兴趣西方实验电影的历史和现实，正在做大量的资料收集，也许我会因此而再做一个写作计划。
ArtWorld：如你所言你的影像作品基本上一年完成一部，今后有什么计划？
曹恺：首先，我会在下一年完成我的关于南京长江大桥的课题计划，做一个主题性的个人展览；另外，我会开始我计划已久的实验电影的拍摄制作，会更加密切地关注当下、关注过去时态和现在时态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我希望能在语言上、长度上有所突破。当然，如果各方面条件许可，我会重新开始制作《2069》，这一直是我最为期待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