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铁男建筑专栏

Overground and Underground
地上与地下

文/季铁男

作者介绍
季铁男，北京乙建筑工作室主持人，挪威贝尔根贝尔根建筑学院教授，印度普内辛格建筑学院访问教授；1999年创立“都市闪光”流动工作营与“人文环境协会”非政府组织；1981年台湾东海大学建筑学士，1986年美国耶鲁大学建筑硕士；主要国际获奖包括1985年获日本“2001年的风格”新建筑国际竞赛二等奖，1995年获日本空间设计年度奖朝仓赏；主要国际展览包括1997年“行动中的城市”展于维也纳分离派美术馆/纽约第二公立学校美术馆/伦敦黑沃画廊，1998年“可大可小”展于伦敦建筑联盟艺廊，2000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于为威尼斯军火库展场，2003年“都市闪光”展于伊斯坦布尔保证艺廊；主要中文出版包括文集《思考的建筑》（1992）与《超预言》（1998），设计作品集《可有可无》（1998），编辑建筑暨都市理论《建筑现象学导论》（1992）。近年来在欧亚各地从事微观都市研究与都市再生规划设计工作。

专栏主旨
最近几年年纪渐长，早已过不惑之年，却发现对于很多事情并不真懂，仍然迷迷糊糊，而常想要弄出个究竟；有机会将自己的一些想法写下来会挺有帮助，在此必须感谢《艺术世界》的支持。
风水轮流转，看上去中国正走入一个影响世界发展的关键时刻，但是我们能否逃出亘古以来尚未摆脱的愚昧，如何能不罩住我们的眼耳口鼻，不掩饰人类社会的事实真相，从而明智地选材以炼制良丹良药？
我有点宿命的意识，习惯性地会去思索经历过的事情之间的关联，在各种穿插交错的日常生活现象或思维理念中连结一个网络，好比在城市中漫游，一方面是在找出去的路，一方面还想在胡同里转转好玩，有如逐渐展开一个个人所绘制的城市地图，这可当作认识复杂环境的方法，也是了解我们真实处境的一条道。

我在北京的工作室离三里屯酒吧街不算远，有时不匆忙的话可以散步过去，沿途会越过两岸有垂柳的亮马河，不是很干净的河面上躺着一艘改装成啤酒坊的旧船体，上面挂着英文字的闪烁大招牌，我通常假装没看见，只留住一幅朦胧中垂柳与水岸交织的印象。然后没几步路就进入了高度戒备的使馆区范围，得和使馆门口的卫兵似有若无地来个眼神交会，继续漫步走过一段平坦开敞的步行道，再穿过大马路，就来到灯红酒绿闹哄哄的酒吧街了。
前一阵子和朋友相约在三里屯见面，发现大部份沿街的酒吧已拆除，一下子冷清了很多，剩下的一些酒吧不少换了门面，周边老住宅区也被清理干净围成了工地，工地围墙外缘满布宣传大看板，上面是国外设计师或建筑师的肖像照片与作品图像；从附近新建商场的规划方式看起来，这整片区域将转换成购物区。不过再往里走进去，旧社区内仍然留了一条通路，小道两边的矮砖房并没完全拆光，许多小店连着一家家还开着，顾客是仍在社区内外流动的人。
在这段约莫十几分钟的路上，处处显露出全球化下当代亚洲城市发展的真实面貌：城市里不仅是新旧夹陈，东西文化交织，且快速更替变迁，土地空间的使用有如拼贴图案般随机地并列杂处，整体上不是一个单一系统的组织架构，而是由几个不同的层次同时交叠在一起，各个层次内部的运转规律也不尽相同。所有这些构成了史无前例的当代亚洲城市的普遍特质。
在现代化的大前提下，亚洲国家的执政者都知道要参考西方先进模式，积极委托专家学者们依样画葫芦，生产出林林总总的规划方案，再想办法制定配套法令执行。尤其做为首善之区的北京，某些地区在表面上可以说是这些努力的代表。记得一家外国报纸曾报导现在中国的城市发展走的是欧洲19世纪的路线，不过橘逾淮为枳，在东方的社会文化背景与时空下移植与模仿西方模式，在实际上产生了事前无法预料的结果。
从一般外来游客的角度评价，似乎中国人还没学会里子，只学了点皮毛；比较心急的国人会认为是城市化脚步太慢，还不够全面的结果；只批评也无济于事，若是换一个带有同情的立场来观察，这种混杂状态能够接纳来自于社会底层的活动能量，也可以多向度地连结不同层次的社会经济体系，接近于尚停留在理论性描绘的互动式都市构成雏型，譬如像荷兰艺术家康世坦（Constant Nieuwenhuys）自1956年开始的“新巴比仑”（New Babaylon）计划，提出过一个反抗阶级化形式化导向的多重空间网络。因此对国内现况重新认识，加以分析整理，也许可以转化为未来中国城市建设的一条新出路？
从两件事情来谈谈。有关北京后海历史街区与酒吧一条街之间的矛盾，目前官方不打算介入民间自发性的市场规律，一般民众倾向于视改变为改善的契机，并有心理准备面对生活空间的变动，只有关心传统文化的人士认为需要对之加以强力管制。目前看来这个含混状态会持续下去。西方国家在面对类似问题时少有商量的余地，不过原因倒不一定是为了爱惜祖先遗产，在某些西欧国家，保护古建筑的动机还来自于一个精打细算的生意经——认为古建筑是国家级的资产，不仅具有观光效益，还能吸引各路财源，以致许多欧洲城市老城区被冻结发展，由于老城区多半是在市中心地带，一般老百姓并不生活在此，对于当地人尤其是年轻人来说，久而久之反倒成了一座死气沉沉的样板城。
北京“城中村”令人伤脑筋是因为奥运客人要来，总得把家里收拾收拾，所以必须卯足劲“治乱”。在西方国家也是一样，据友人告知，西班牙巴塞罗纳1992年为了办奥运，曾经出动警察将市区内的游民强力驱逐至城市后方的山区。值得一提的是巴塞罗纳市政府投入了大量精力于设计拆迁后腾出来的公共空间，令巴塞罗纳一跃而成为世界上都市再生工作的典范。相较之下，丹麦首府哥本哈根对于在市中心占地为王的一群老嬉皮们就显得宽容得多，经过多年折冲最后就地合法，让他们在改造过的旧厂房与自行搭建的房舍中建立梦想家园。在亚洲现代化起步较早的日本也有一样的问题，十多年前东京主要车站里里外外就已成为游民的居所，这些流浪汉不一定是没有住房的人，却喜好一种被放逐的生存方式，造成特殊的社会现象；晚近日本建筑圈干脆引用流行的“混沌”概念来赋予东京新的诠释，并宣扬东京式的混沌是日本人所创造出来的一种独特模式。
最极端的“城中村”例子应是在埃及首府开罗。在一些供观光客使用的简易地图上，除了一定标示着金字塔以外，也会在一个角落标上“死亡城市”的位置，那是一个具有古迹价值的大型墓园区。我慕名前往并不是因为我对阴宅研究有兴趣，而是得知这里住了不少人。走进此“住宅区”，人们显然带有戒心，生怕有人会打扰他们的生活，只有少数人为了捞一笔小财，才请你进去拍几张照片。每座坟墓都设有超过一个人高度的围墙，并围闭出方整的空间，通常石棺放置其中，在围墙内仍有许多空间可以利用，进而逐渐引来大量的占墓族，以致人数多到市政府不得不妥协默认其存在。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可以归咎于当地政府施政不力，或是发牢骚指向贪官污吏，但是如果再检视另一个文明古国印度的状况，也许又有另外一番省思。在印度地位与中国上海十分接近的孟买，市区是被一条贯穿全市的铁路干线分割，紧贴着市区精华地段的轨道沿线排满了违章黑房，大约连续好几公里。类似上海外滩的殖民地时期建设的海岸边也一样看得到不少住人的棚舍。号称全亚洲最大的贫民区就在孟买，全区是建立在旧市区与新市区交界的湿地边缘，并跨坐在供应全市用水的明管设施上。这些几乎是无政府的“城中村”状态令人很难与外界传播的计算机软件大国形象凑在一块。
若走入这些倾颓低矮的临时建物内，你会发现室内比外表干净得多，不论出身于多低贱的家庭，妇女通常会将做饭的空间整理的有条不紊，锅盆擦得精亮。住在贫民区里的大多是从乡下进城打工的，除了物质条件很差之外，在文化生活上感觉并不贫瘠，我清晰记得当地一位40来岁的建筑教授对我说：“他们有权利在都市中生活。”这句话备注了孟买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即一座违章建筑若存在超过5年，就是合法建筑了。
不少科幻电影里都有这样的场景——未来城市的地底下还有一个鬼域般的城市，那些无法被纳入主流系统的社群被迫转入地下，在地面城市的地下基础设施空间中的夹缝内求生存。这个地上城市与地下城市的比喻贴切地表现出现代都市规划与都市设计的困境。不论发展中国家或是已开发国家都有共通的难题，我感觉人们的心底仍在等待地下社会里出现一个英雄来整救苦难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