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世界》杂志社将于6月17日14:00-16:00在上海市多伦路27号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四楼放映厅举办12+国际电影人影像展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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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国际电影人
周弘湘:把所有的东西都拉成平面


文/朱海健 图片提供/周弘湘
  
认识周弘湘已经有些年头,认识是因为电影,平时谈论的多半也是电影,因为住得近,所以经常串门,没事就随便瞎扯。更多的时候是等待他的新片,等待再一次奇妙的观影乐趣。周弘湘,1969 年生于江苏东台,1994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艺术系,当时学的是中国画。和那个年代很多人一样,有着传奇般的考学经历。毕业后进入上海师范大学教学,按教龄讲也算是资深的“老”教师了,周弘湘常说他快要退休了。
周弘湘开始创作实验影像,是本世纪初的时候,在此之前创作过实验性的国画和图片,也在上海双年展的时候做了个行为。而真正让大家认识他的,是《红旗飘》在那年上海双年展外围展上的放映。这部片子之前已参加过威尼斯电影节和各种各样的展览,可以说是飘遍了欧洲。因为影片中某些被误读的东西,国人很少人看到;而由误读产生的对这部实验影像的非议,又让人聚焦这部片子所存在的意义——不仅作为一部影片存在,而且也成了一个文献存在。在周弘湘看来,我们这个时代拍片的多,拍大众片的多,拍有意思的片子多,拍有意义的片子不多,拍探索片的不多。
与周弘湘对谈,你会发现他具有典型的艺术家思维——非常个人化。周弘湘用的最多的词语是“我”,“我喜欢”,“我认为”......但是他选择的艺术表达方式,是最直接的——影像。他以游戏的姿态来挑战这个从马戏团和咖啡馆走出来的笨重大机器,又在游戏中寻找其中的奥妙,乐趣。
如同大多数实验影像艺术作者,在九十年代末欧美盗版碟大潮中,周弘湘开始“领略”电影艺术的魅力,转而投身影像创作。周弘湘喜欢买碟,买而不看,看了就睡。每天行走在学校和他那拥挤的工作室之间,极少出门,多数时间沉默不语,一个人在那儿发呆。或许在潜意识中并不接受传统电影模式,或者是并不认为只有这样的电影才是美的,周弘湘想做出另外一种电影。出于先天习惯,他把美术思维中创造性和反叛求异性带进了影像领域。
周弘湘并没有力图去改变电影的那些框架,在他看来,影像只是“另一种表达的载体”。他像一股空穴来风,侵袭影片的方方面面,是为了解构,还是为了重建,而又使影片支离破碎,但似乎又是无心而为之。崔子恩曾撰文高度评价他的《红旗飘》——把电影肢解得面目全非,从结构到模式。画面空间、画面关系、声画关系,这些影像最重要的元素,在他的电影里呈现出一种奇异的彻底的变形,以"电影"为原则的人,对他哑口无言。以至于有人叹道:“原来电影还可以这样拍!”。当年威尼斯电影节选片人撒拉菲诺·穆里(Serafino Murri)甚至抛出一句颇具重量的评论:“又一个戈达尔在中国诞生了!”其实,周弘湘只是和戈达尔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做了让我们感到意外的事,一种非常观的影像语言,作为前辈和后辈在时间的跨度上的一次共谋,他们都是为了电影做了自己想做的事。
周弘湘给他的影片取名为“概念电影”。片中没有情节,没有专业演员,意在对“文化大革命”的种种口号作一番后现代式的修订,创意清晰易懂且寓含讽刺。与那些所云不详的另类实验电影相比,《红旗飘》是一种聪明的选择,无论从题材还是到表现手段而言。做为实验者,他并没有因别人给他贴上什么标签,而去改变什么,他依然发着他的呆,使他的影片“呆”得非常奇特。难怪德国影评人Sergio Fant在威尼斯电影节期间说“《红旗飘》是这次‘新视野’单元中最令人惊讶和最聪明的一部影片。我把‘People Lion’(人民之狮奖)授予他。‘红旗已经胜利’。”
事实上,意大利的观众在不知所以然中度过了漫长的70分钟。没看到他们所期待的对一个美妙故事的讲述,故事在这里消失了。影片颠覆了人们的观影习惯,一部既非剧情节片,又非纪录片,也不是对胶片的技术实验。电影叙事的逻辑被完全拆散,所有的画面都在单独阐述自己的意思,但共同指向鲜明,遂自形成一个内蕴和谐的整体。声音在影片中得到巧妙的应用,看影片的人不停地被一个男音牵制:幸福是什么?需要是什么?小康是什么?……有问有答,有问有不答,一问一口号的循环形成了一种很奇特的视听效果。而在看似无休止的问答中,突然出现“感叹号、冒号、句号”的停顿又像是一个玩笑,巧妙地提醒旁观者影片本身和生活的距离。影片中的民间语言智慧随处可见,某些画面令深谙那段红色历史的人,会对此会心一笑。
有人评价周弘湘是富有政治气质的电影革命家。做了一个有影响的片子,还不至于就成了革命家,但说明人们对《红旗飘》的肯定。作为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出生的人,文革之类的历史烙印在周弘湘的身上并不鲜明,他要解构的是一种思维模式,而非一种政治倾向。综观周弘湘的几部独立电影,“解构”是其一脉相承的核心力量。与其说周弘湘是革命家,不如说周弘湘是影像的手术师,手执一把让人心跳的手术刀,两眼盯着电影。你说他还能做些什么?!
从《红旗飘》问世到现在,已过去四年了,然而它在外飘着,听说要飘到2009年,这一现象是周弘湘没想到的,就是那一次的无心而为之的的冲动,使《红旗飘》在外的展映如此长路漫漫。
《红旗飘》之后,周弘湘慢工出细活,制作了三屏幕的实验短片《动物凶猛》,让我感觉和上部片子一脉相承,在视觉上直接简单地呈现了人和动物、人如动物的关系。而在《浮生若梦》中有着别样的上海怀旧情绪,尤如五张动态照片,齐咏着上海三四十年代的老歌......新作品不多,但每一部自有一番他的深思熟虑在其中。他是个内秀而多思的人,和他谈话需要一段时间的热身,一旦进入状态,他会一改木讷外表,变得风趣幽默,侃侃而谈。
周弘湘说他常陷入困境,无法找到一种能体现自己的语言方式。艺术,电影发展到今天,似乎已经穷尽了它所能突破的点。现在人们揣着一种猎奇的心态,要看好玩的东西,不再思考。所以才有人去搞轰动效应,媒体点火,草木皆兵。数字技术与艺术日趋融合的态势引起了许多艺术家的关注,周弘湘也不例外。但他看待这个问题的态度颇为冷静沉着。也许,这会成为他的又一把锋锐的手术刀。周弘湘与传统美学的对决令人期待。


周弘湘访谈


ArtWorld:
你原先是学国画出身,听说是因为《东邪西毒》这部电影开始迷上电影这种形式的。为什么开始采用影像这种表达方式呢?
周弘湘:是的,看了大伙都认为是好的电影,我却不知道怎么判断他们所说的好,当时看《东邪西毒》是从中间开始看的,也不知道是谁拍的,后来知道是王家卫的片,一下子就觉得挺荡气回肠的片,我注意力就发生了偏向,开始注意电影了,个人觉得它比绘画具有挑战性,就这样去尝试了,从绘画到影像,只是换了一样表达的载体而已,影像似乎更具有活力。

ArtWorld:谈谈《红旗飘》的创作吧,我想很多人对这个比较有兴趣。
周弘湘:当时是想用口号做一个段的VIDEO,在收集口号材料时,内容多了起来,象雪球一样越来越大,就这慢慢做着,九个多月的时间里耗费了太多的人力财力。这里,我不想谈那些所谓的艺术构想,那不是最重要的。我必须提到一个人,顾颖杰。是学生,是棚友,是兄弟,没有他,也就没有今天的《红旗飘》,他为这部影片做得太多太多了,我却没能回报他任何东西,我只能心怀感激,也许我没付给他报酬,才使我们今天像兄弟般相处,但他所做的一切,也不会白做,时间自然会给他一个公道,我希望他越走越好。还有刘丛匀,黄业盛等等。一部影片的诞生,幕后人员的付出是别人看不到的,而我却走到了前台,接收你的访谈,所以我要感谢他们。

ArtWorld:空间在电影艺术中是一种重要的概念,但在你的《红旗飘》中,似乎刻意淡化了影片的空间感,突出了它的平面性。这是你刻意而为之的吗?
周弘湘:我希望做的越简单越好,对电影的流派和各种概念我不太关心,想把所有的东西都拉成一块平面。不想自己思考得太累,也不想让别人看得太累,有意抹平深刻,内涵之类的东西。当然那很难,现在还是带了许多的主义,观念等等。

ArtWorld:声画关系在你的影片中呈现出一种奇特的状态。声音常常和画面是脱节的,突兀的,声音自成体系,与画面达成一种独特的呼应。你怎么看待电影的声画关系?
周弘湘:作为电影,画面本身就是一种语言,声音也是一种语言,合在一块儿是二重唱,也可以是和声,我有时希望影片本身带点生硬的感觉,不是那种流畅的完美的,所谓大家都认可的一种美感。人人都说好那是因为你没有突破,还在众人的美学认知范围内。但也不是为了突兀而突兀,只是想有没有新的语言和新的表达方式的可能性。


ArtWorld:色调在你的影片中有什么独特的作用吗?
周弘湘:这是根据影片的基调来的,与选择的主题有关,在视觉感官上体验影片的过程,我觉得很重要

ArtWorld:画面在你的影片中是符号化的,每一幅画面都传达着特定含义,而画面与画面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明显。电影的剪辑在你的影片中似乎失去了意义。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周弘湘:剪辑还是挺重要的,我没有去思考那么多的因果关系,因为我不去讲故事,就谈不上因果关系,有点边走边唱的味道。符号化的影像是我的影像的符号化,我个人喜欢这样,剪辑就是这样来服务画面的时间次序的。

ArtWorld:
你是否重视电影的节奏感?你自己通常采用怎样的方式来控制影像的节奏?
周弘湘:当然重视电影的节奏感,那全靠感觉了,没法说清楚通常用什么方式,越简单越好。

ArtWorld:许多实验影像作者都是学美术出身,但美术的静态图像思维和影像的动态图像思维完全迥异。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周弘湘:实际上是相通的,静的图像串联多了就成动画了,你有25张画就组成了一秒钟的电影,有人说过,25格画面就是25个真理,我觉得挺有道理的,只是使用的工具不同而已。

ArtWorld:有人曾经质疑实验影像的存在价值,因为影像具有与生俱来的大众观赏性,而前卫影像与大众的隔离,使它仅仅成为一种获奖手段,一个小圈子的通行证。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周弘湘: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大家都看有观赏性的电影,时间长了也会乏味。并不是前卫电影有意去隔离什么,而是有人去隔离各种类型的电影。"前卫"是个很泛滥的词,谁前卫了?只是做了不同的实验影像而已,而这些对于大众观赏性的影像是一种调味品,难道这不是好事吗?我们这个时代是说好的人多了,这个东西就好了,还有那些所谓的权威说好了也就好了,这都是有问题的。获奖,通行证,政治化,波普,中国牌,这些问题都挺无聊,这是一个社会问题,我不想多说。对实验影像所具有的开拓性,我表示尊敬。

ArtWorld:你对中国的当代艺术如何看?
周弘湘:这个问题不好说。就现在来看,很少有中国当代艺术。经过几年的发展也成熟了些,但还是有着借鉴、模仿的痕迹。有的作品也很好,但总让我想到西方某个艺术家的作品,也许我的想法有问题,我不是那么优秀,也没权力来说三道四。当代艺术没有一个标准,也就什么都成了标准,附和自己的美学趣味,可能就认可为好的,反之就是不好的。

ArtWorld:你受到过谁的影片的影响吗?
周弘湘:没收过谁的影响是不大可能。那些大师了、小大师了,总有一些影响。我喜欢布烈松、戈达尔等很多人,但很少看,可能看了一两部就喜欢了。还有在欧洲看到的新媒体作品,都有影响,像身边的,在上海的艺术家杨福东、徐震、杨振忠等等,他们都很不错,比如还有你,都受到过影响。和你接触过,相处过的,都或多或少对我有影响。

ArtWorld:你如何看待你的影片,能说说吗?
周弘湘:我这人没多少判别好和不好的能力,看自己的片子也一样说不清楚。从做的几部片子来看,别人的反应是《红旗飘》影响大些,她在特定时候我可能会问自己,为什么做了这样的一个作品,是不是一个作品?我都茫然。后来的影片可能理性些,想要达到某种美学深度等,就不象《红旗飘》那样为所欲为,思维上天马行空,毕竟在做什么样的作品与当时心境是相关的。


ArtWorld:平时以什么为生活的重心?
周弘湘:我的爱好不多,会的东西也不多。很少出门,常在家里发发呆,挺好的。不善于在外交往,上上课,睡睡觉,生活比较单调。现在很少看书,有点懒。

ArtWorld:你的新作品什么时候能出来呢?
周弘湘:等待吧。一个两屏幕并排的电影。

ArtWorld:你下一阶段在实验影像领域探索的重点是什么?
周弘湘:希望艺术与科技结合。实际上电影,还有当代艺术,都已经是个落后的概念了,数字信息充斥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不得不面对,但很难,因为技术对我来说是另外一个领域,我只能去尝试。希望把我们共知的美学观扔到垃圾桶里,探寻新语言,慢慢来吧。

放映片目
《红旗飘》
录像 43'min 彩色 2002年

《水》
录像 19'45"min 黑白 2005年

《浮生若梦》
录像 9'20"min 彩色 2005年

《动物凶猛》
录像 6'45"min 彩色(三屏)2003年

《欲望-7\8部分》
录像 第七部分 4'30"min 第八部分8'min 彩色 2004-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