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ah Moon
什么也没发生——
上海美术馆莎拉·莫恩“巧合”在华巡回摄影展

文/刘晶晶 图/莎拉·莫恩

“很多时候我对自己说：我要拍一张什么都没有发生的照片。我的梦可以达到那种纯粹。但是为了‘消解’，必须从什么‘开始’。如果要什么都没有发生，那么必须得有什么首先发生。”
——莎拉·莫恩（Sarah Moon）


山本耀司说：莎拉·莫恩的故事，从那些朝生暮死的场景开始……她会用毛笔写“”，还有“朝生暮死”这四个汉字。“我逃避现实，”莎拉·莫恩说：“我的照片不是证据。我试着拼贴出一个并不存在的故事。”跟多数人的理想不同，这个外表纤弱的女人带着一种暴力倾向，想要抹杀一切表面的美和清除庞大的信息传递，用消解一切来描述美的无常和对抗时间的流逝，但呈现的结果并不是一张白纸或者纯黑底片，而是死亡和美丽的傀儡游戏，那不是“写真”，而是“失真”：活着的人好像已经死去，闭上眼睛，眼神游离躯壳之外，变成剪纸里面的幻影，人体模型却仿佛有呼吸，坦然直视镜头，甚至还带着难言的微笑；孤单的马戏团小丑在空荡的舞台，阴沉的角落练习扔火棒和翻筋斗——超现实和梦境都不足以解释这种气息，那可以说，是一种来自欧洲深处的恐怖。看莎拉·莫恩的照片，会联想到Portishead的音乐，那也是一个梦境制造者，同样的黯淡冷凝，同样的深黑基调，同样欧洲版的妖夜慌踪。Portishead唱过《人体模型》，莎拉拍过许多的人体模型。他们都是爱玩傀儡游戏的人。
11月3日，莎拉·莫恩在华巡回展于上海美术馆开幕。这场主题为“巧合”的个人摄影作品展上，展示了莎拉·莫恩拍摄于上个世纪60至90年代的100多幅作品，包括黑白、彩色摄影以及电影短片。莎拉·莫恩对宝丽莱的偏爱一直没有改变，作为著名纪录片《卢米埃尔和四十个大导演》的导演，她用宝丽莱相机为片中的每位导演与卢氏摄影机拍下了有趣的一分钟合影。展出的黑白照片描述了幽暗的玩具人偶肖像，人体模型和女人残缺不全的躯体，暗喻着美丽身体的脆弱和虚无。这些用宝丽莱拍摄的极端感官和美丽复制品对于她的商业照片来说是一个有趣的对应，看起来好像是经过一个世纪精心保存下来的深褐色照片。她的彩色照片则渗透了饱和的色彩：红、黄、绿，里面的人好像更有人气，女性模特穿着奢华的衣服，值得注意的是为山本耀司拍摄的一系列时装照片。还有一组部以鸟和女人为主题的作品。绿鹦鹉和女人的红唇，尖叫的女人和鸟类翻扑的翅膀……充满了暗示和惊恐。
1960年，19岁的莎拉·莫恩开始职业模特生涯，曾为著名法国时尚摄影师盖·伯丁做过两次模特，她承认：“盖·伯丁对我的影响很大，他的照片是在讲故事。”曾有人质疑莎拉·莫恩的拍摄方式存在着浓厚的表演痕迹，她说：“当我创造一个画面，一个布景的时候，我总是期望会有一些意外或者惊奇发生。比如让什么人坐在椅子上，作为一张照片的开始，即使这本身也许并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可能就是和模特的交流会把事件的情境引入：‘你坐在这张椅子上，等待着，好像在一个火车站的月台上。’这会帮助我创造那个状态下的感觉。我觉得表演并不是负面的。”
1968年，莎拉·莫恩从被摆布观看的模特角色转换为主导者，她认为“这遵循了自己的意愿”。她被定义为“时尚和商业摄影师”，同时也拍摄电影。对于摄影纯粹主义者来说，他们看她好像一个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的女人，因为她把她的创造力兑换成了现金。“他们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很明显，因为他们出售他们的报道，报酬比较少但是他们感觉自己为一些‘事实’做了见证。但我只做我自己白日梦和幻想的见证，我发现女人的美丽，完全出于个人，是自私而肤浅的。最重要的是，我感到有点不舒服因为他们对我的照片仅仅感到一点兴趣，而我却对他们的很感兴趣。”她说。
莎拉·莫恩的照片以梦境般的图像和女性特质著名，她的照片受益于特殊的布光，传达美丽的惊鸿一瞥，飞逝的瞬间和时间经过的印记。尽管作为世界上最主要的时尚参与者长达30多年，她仍然非常小心地开拓自己的小生境——那些喜欢摆出性暗示姿势的模特们构成了奢侈和怀旧的寓意画，成为莎拉·莫恩的签名符号。不论她是在拍摄高级女性时装还是静物，或者肖像，神秘性和官能性都成为了她作品的核心。对于自己那些图像模糊，像年久失真的默片一样的作品，她曾经半开玩笑地跟摄影家富兰克·豪尔瓦（Frank Horvat）解释说： “因为这就是我看事物的方式，我从来不戴眼镜”。自称近视得“好像鼹鼠一样”的女摄影家以前从不戴眼镜，所以她说她必须用三角架。“这对感光和判断形态很有帮助。也许有的人会说‘你的照片一点也不犀利！’我不懂这些。”好的照片是不可复制的。在莎拉莫恩的照片中，那些年轻女性的手，那些手之间的关系是不可再重复的。我们都很明白那些感觉和瞬间捕捉到了一次，再也不会有第二次。“因为那不是计划好的。当我设想一个情境时，我没有设想那些手。对于两个女孩和独眼猫那张照片，我是这样想的：‘有一个患病的人，还有两个关心照顾他的女人。’但是最后合成的时候，她们之间的关系以及与他的互动是最后才决定的，也就是当我在拍摄的时候。在那些个瞬间里，我忘记了原先的设想和筹划。但是究竟什么是‘摆拍’呢？是那个故事？是讲故事的方式？是摄影师的导演？如果你的意思是导演的话，那么每张照片都可以认为是摆拍的，当你说‘别动！’的时候，你就在导演。”
莎拉·莫恩说过，若不是从事商业摄影，她永远也不会拍彩色照片。但是《梨子》是她喜欢的彩色照片。“因为那色彩是经过后期处理的，是一种没有色彩的色彩。”作为少数几个找到独特方式进行色彩处理的摄影师，莎拉·莫恩说她并不喜欢色彩。“我坚信摄影的本质是黑白。彩色是，一种偏离或者说背离——除了那些具有不真实色彩的作品，比如宝丽莱照片以及保罗·罗维西（Paolo Roversi）拍摄的一类照片——在这些照片上彩色是没有光泽的，但是非常好。” 一般来说，彩色照片总是携带过量的信息，要把它们组合成一个和谐的整体是困难的，莎拉·莫恩引进了粗颗粒对彩色照片进行信息提炼和删减。另一方面，她极少对黑白照片进行颗粒增强，我们在她的黑白作品中看到的是锐度和质地。莎拉·莫恩的单色照片有一种被抑制和柔和了的暗褐色味道，照片的颗粒看上去很粗糙，颗粒分解了色彩，就像滤光器一样，过滤或者说裁剪了照相机记录下来的多余的信息。在很多照片中，摄影师进行故意地扭曲或者加工处理，镜头好像发霉或者弥漫水气，底片有的是正片冲负片，有的是两张照片合成的一张照片，有的是在制做过程中加入了划伤痕迹和瑕疵，她惯用宝丽莱复制，可以看出故意揉捏造成的显影剂不平均效果，摄影师不完美和非理性的边缘常常被暴露，那种光撞击底片的边缘。我们看到小泡沫，伤痕，以及其他无规律和不规则……摄影师们认为他们的观众永远也不会看见的东西我们都看到了。这些摄影形式的游戏，把不完美和瑕疵加入了最后的制做中，就好像一个“巧合”。好比摄影师在底片上进行各种试验，然后选出那些她觉得好的图片——令人欢欣的巧合。如果看单幅照片，你可能会陷入迷惑，不能确定她究竟想拍什么，但是如果看了她几个类型的之后，就会发现莎拉·莫恩作品的基调是昏暗忧郁的，有一些嬉戏的情绪，还有那么些自命不凡。她似乎对于照片的几何性特质比如匀称非常着迷。圆的抽象以及几何线条的控制出现在很多照片中，她看上去也喜欢随意而错综复杂的细节——冬天树枝，春日繁花，透过树叶印在地上的日影，开满野花的田野，孔雀开屏尾翼上的“眼睛”，峡谷湾流的海浪……那些照片是寂寞的。照片上的人是他们自己的，就算他们在照片中出现过两次，双倍的曝光，他们也是孤独的。她很少让被拍摄的人直视她的镜头，很多时候他们转过脸去，用手遮住眼睛，或者他们的脸不在照片里，他们的眼睛闭上了，或者眼睛故意离开了照片……因为照片的不完美和深褐色调，那些对着镜头睁开眼睛的人也好像来自另一个年代，他（她）给你一种已经不在世的感觉，确实，她拍摄的很多动物的确是已经死去的，那些是标本。如果一定要说她的照片传达的感觉和意义，也许就是美的脆弱和虚无，以及，抓住瞬间的企图。如果用不完美理论来说，也可以发现腐朽和死亡散发出来的吸引力，或者说魔力。莎拉·莫恩一直想出其不意地到达一个瞬间和地点。即使对于不期而至的瞬间感到茫然，她也不会惊慌，因为她已经准备好在它出现的时候抓住它。一幅照片在一个决定性的瞬间拍摄。它全部浓缩在那个决定性的瞬间。在拍摄女人和小狗走在林中出证明了这一点。“那幅照片是为一个日历拍摄的，是日历的最后一张图片。我曾经对那个女孩说：‘现在是你回家的时候了，’所以当时已经有了一个深思熟虑的布置和导演。但是当你看那幅照片的时候，你并不会认为是那样的，你只会感觉有什么正在发生，有一些什么从她的姿势上表达出来，尽管你对她一无所知。她可能非常年轻也可能年迈，她没有年龄，她是永恒的。”
莎拉·莫恩的照片无疑有着一种超现实特质，如果对其中任何一幅进行精神分析，也许会猜测莎拉莫恩表现了一种强有力而且破坏性的暴力，那是我们在经验的边缘可以体会到的，她要抹去表面的美，她要消解，要什么也没发生。

莎拉·莫恩语录：

莎拉·莫恩： “我在那里（摄影棚），在模特面前，不知道她会做什么，如果我有了主意，也不知道该如何告诉她。我觉得灵感会来自于她，就好像催眠术，我看了又看等了又等。当然，有时我按下快门只是为了鼓励她，鼓励自己，鼓励在场所有的人。”

莎拉·莫恩：“当我在一个摄影棚布景前工作的时候，有很多小道具，最后我会把它们都扔掉，或者把它们组合起来，或者用镜子，这样人们不会知道哪个是布景的一部分，或者哪个不是。我真想把所有的化妆去掉，这样化妆就会被忘记，脱掉所有的衣服。我花时间去清除事物，希望能有什么让我惊奇的东西留下，那会让我忘记我在一个摄影棚里、在我指定的模特面前、在我花了很多时间忙碌的布景前、在用了一整天才布好的光里。最后，让我按下快门的是一种灵光乍现，一种可以辨认出来的感觉。就好像突然我觉得：“是的，就是它。”事实上，这就是我嘴唇说出来的字句。我‘认出’了什么，而它是那个瞬间到来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它超越了我所有的意图。突然我转身，而它就在那里。这就是我说的‘上天的赠予’。”

莎拉·莫恩：“决定性瞬间也许发生也许没有发生。上天的赠予并不取决于我们。我们能够尽力做到的就是准备着——而这是最困难的。我们所有的投入的努力、等待和希望都不足够。有时我们像疯了一样地工作，一连数个小时，却是徒劳，然后突然之间，就在三分钟内，在那个地方，那个瞬间，那个角度，幸运的一击表达了我们想要说的。在电影里，这可能来自表演，编导或者音乐——这些都容易多了。”

莎拉·莫恩：“尽管在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每张照片都是一次探索。这就像心境，像那些我不能预知的东西，那些让我惊奇和让我停下的事物。如果我只是把自己已经有的想法表现出来，那么世界又有什么激情可言？但是最后我发现，每张照片都在说同样的事。”

莎拉·莫恩：“我一直觉得摄影提供了一个演戏的机会，即通过照片去讲一个故事。我的目标是，一幅照片带着尽可能少的信息和记号，对于假设的时间和地点没有任何提示——但那不过是对我自己而言，它会唤起一些事情——之前发生过的或者之后即将发生的。我也知道很多人对于这种拍摄提出疑问，但是为什么只能够有一种拍照方式存在呢？我想自己选择创作照片的方式，叙述性的或者唤起感情的。我给自己一个文学框架，我会去讲一个故事。这是我所发现的唯一出发点。”

莎拉·莫恩：“有时我知道我要的感觉已经拍到了。但是大部分时候，甚至当我相信自己已经得到的时候，我还是不能够停止寻找更远的东西，而且很快我忘记了我曾经认为我已经得到了。在某些特定的时刻，我告诉每一个人：“就是它了，我们完成了！”但是然后我又要他们留下再拍一卷，只是为了以防万一，然后又拍了一卷。因为我总是害怕错过了什么，不管有多麻烦，我总会把所有的元素集合在一起，而到了明天这些也许都不存在了。时间的流驶让我恐慌。当我被年轻女性的美打动，征服我的是“无常”，那种必须捕获的特别的瞬间，刻不容缓。我看着美出现又消失，我感到沮丧，因为我从来不确定我有什么过快乐日子的特权，我只是在做我必须做的事情，那就是把我所看见的传达出来。我们的痛苦、罪恶感源于我们依赖的知识、我们看眼前事物的方式。不仅仅是特别的场景看来短暂，也不仅仅是那些工作的日子，而是我们整个作为摄影师的一生，我们一直在担心：也许一切已经结束了。也许没有工作的我不会走得很长，我的发动机每天都在运转，因为当它不再工作了，我不会给我自己机会说让事情这么发生。我得接受失败的风险，告诉我自己失败并不是最糟糕的：尽管我不能经受任务的失败，至少我有失败的权力。我只是告诉我自己：‘每天我要拍一张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