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DV影像工作室
《艺术世界》杂志社将于10月15日14：00-16：00在上海市多伦路27号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四楼放映厅举办《风经》展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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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经》

评述/访谈 崔辰
　　
英文名：《Blossoming In The Wind》/《Blowing In The Wind》
导演、拍摄：孙悦凌
时长：60分钟
使用机型：SONY PD190
DV ／ 彩色 (color) ／ 2005

《风经》故事梗概：
在云南中甸德钦雨崩村的庙里，僧人曲真仁波切带着几个小喇嘛一起修行。在僧侣的生活中，一切都显得自然而然。对僧人而言，朝拜神山是一项重要的活动，一路上，走到哪里就休憩在哪里，随着路程的逐渐艰辛，一些为琐碎的生活场景所模糊的信念变得清晰起来，在雪山上，突然雪花飘飞，小喇嘛一不小心掉进了水坑，浑身湿透的他忍不住哭起来，曲真把小喇嘛背在身上，往山下走去。这时候他不像一个带领修行的智者，而更似一个慈祥的父亲。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里的一切，安静，但有着自身的动感，就像遥远的太子雪山上的积雪。

导演简介
孙悦凌
1980年生
2003年毕业于中国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同年前往云南省担任文化志愿者
2004年入上海真龙纪录片工作室，完成纪录片《风经》。获中国自然杯DV长片三等奖，2005年云之南纪录电影节评委会提名奖。2005年日本山形纪录电影节亚洲新浪潮单元竞赛作品，2005年德国莱比锡纪录动画电影节、2005年越南电影节参展作品。
2005年开始制作纪录片《休憩地》，《碟中碟》，同年任电视连续剧《美人也愁嫁》随片纪录
人物宣传片《蝶变》监制
参加拍摄纪录片《崔健》，电影《上海伦巴》的随片纪录
同年入上海戏剧学院攻读视觉艺术硕士学位

评述：坚韧的折衷
未有《风经》时，支援边疆建设的大学毕业生孙悦凌来到云南，开始的新鲜感很快被一种无事可为的失落感所取代，偶然的机会，第一次拿起了DV，拍摄了僧人曲真仁波切和他周围的人的故事。如今看来，《风经》是孙悦凌在云南“潜伏”一段时日之后才拍摄的作品，实在是一件幸运的事情。这时，所有的风景已融为生活的一部分，《风经》因不着雕琢而显得自然可爱。相反，如果是一到云南便进行了拍摄，未曾日常化的视角就难以脱俗了。
《风经》在很多技术性的处理上，还显得稚嫩，但可贵的是品性。作者不曾以猎奇的眼光去观看这一片风景和人。他所强调的折衷主义在拍摄对象曲真和几个天真可爱的小喇嘛身上体现为一派浑然快活。以至于影片在“云之南”展映的时候，评委禁不住问“镜头下的空间，怎么像天堂一样快活？”。比之中国众多作品潜在的悲情主义，《风经》因表达出生命中可以承受之轻而显得格外清新。
《风经》的主要被摄对象——曲真仁波切，他作为智者的生活，是仅次于活佛的身份。但《风经》并未强调他的智慧、他艰苦修行后的强大信念和所有倾向于宗教庄严和仪式化的场景。我们看到的曲真，只是非常琐碎地进行着生活：他和小喇嘛开玩笑；他边走边说话；他熟门熟路走进一乡民家喝水吃饭；他抱怨，成天念经实在枯燥；朝拜到了神山之后坐在雪地上疲倦地休息，小喇嘛开玩笑地把曲真的眼镜和帽子戴在一个石柱上，而他则用雪团捏出一个帽子，顶在自己的头上；他跳金刚舞的时候，丝毫没有想象中的庄严与虔诚，而代之以一种类似游戏的状态。显然仪式已经不再重要，统统演化为日常的生活场景。
小羊追小喇嘛的镜头一气呵成，从屋外的嬉戏到屋内，与自然景观浑然一体，这个时候光影、构图一切都不再重要，就像结尾完全出乎意料的小雪崩一样，这些期待之外的片段尤其珍贵。另一方面，显然，多年学美术的背景影响了构图，有时甚至是不知不觉的：镜头常常停驻在一个静物化的表现体上，一串行进中的佛珠、反光的眼镜里的光影变化、远处的雪山。孙悦凌说他感觉自己像在世界各地周游的僧侣，拍摄本身就像对经书的仔细研读，不断地给自身训练，不放弃任何偶然之间发生的事情。
几乎难有所谓纯粹的纪录，甚至在《风经》镜头里看到的一路朝拜也是分数次拍摄的综合。纪录片应该存在着更多的可能，没有成规和定论。因为生活时刻在推进，我们的世界来源于前人记忆中的那个世界，前人仍在，时空已转。推翻经典的叙述方式尚在可以理解和接受的范畴之内，但某一天，超出的会更多。
纪录是需要态度的，《风经》所代表的则是一种坚韧的折衷主义，不惊叹，不夸张，于平静中展现生活的栩栩动感。

孙悦凌访谈

ArtWorld：从学美术到拍电影，还是一种跨度，你从边疆志愿者到一个DV作者，经历过什么变化？
孙悦凌：区别是大家定的，我认为，美术和电影之间并没有过多的区别。2003年我大学毕业后到云南去支边一年，当时在云南丘北县，一个靠近越南的地方，那的文化站有两个人，一个当地人是站长，我就是副站长。具体也没什么事情，呆了段时间后觉得没劲，就到处走走。到大理的时候碰到一个大学同学，他在拍纪录片，这个时候我才对纪录片有个概念，觉得蛮有意思的。人家说，你反正没事情，不如拍一些。虽然没拍过纪录片，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穿了鞋可能反而受了约束。片子的选题是自己选的，我从香格里拉往回走，碰到那个活佛，大家称为活佛，其实是智者仁波切，和活佛不一样，活佛是一代又一代传下来的，仁波切有点像希腊的苏格拉底，是思想性的人物。我和他聊得很好，就决定拍他，这样，过年回上海的时候，我上交了一个提案，就借到了一个DV。于是开始拍摄《风经》。

ArtWorld：这之前你从来没有任何拍摄的经验吗？拍了多长时间？
孙悦凌：我从来没有拿机器拍过东西，拿过来就拍，学不学有时候没什么多大意义。如果每次都忙着精确调白平衡的话，事情可能已经发生完了。04年春天的气候已经发生变化，云南在逐渐进入雨季，下雨下得很厉害。大概一共拍了二个多月，共有80多个小时的素材。

ArtWorld：第一次拍摄构图已经相当好了，是不是与你学美术有关？
孙悦凌：我的构图有的人觉得非常好，有的人觉得非常不好，存在着这样两种极端的看法。观念的更新需要一些时间。先想构图，片子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所有的经历都不是白经历的，影响是肯定有的。不过，我觉得这个片子还是蛮严肃的片子。

ArtWorld：纪录片的制作过程中很多人是带着观念拍的，拍摄的过程只不过在证明自己的观念。
孙悦凌：我绝对不愿意想好什么再去拍，我没有一个很系统的思维，有点折衷主义，你不可能说我一点观念没有，毕竟有的观念是从儿童时候就有的，也不可能说有很多观念。做到最后观念全都模糊掉了，这可能就是纪录片。观念应该是你想的，或者单纯是属于观众的，而不是我给你一顶帽子，一个预先的观念强加之。


ArtWorld：你片子里的“仁波切”是个有趣的人，在那样艰难的环境下，他好像一直活得很开心。在你的镜头下，没有感到任何猎奇的眼光。
孙悦凌：一个人活得开不开心，周围的人很重要，他周围的那些人都活得很认真而且开心。他们对生活，不会有太多的惊叹，生活得很自然。对他们来说，出家很平常，平常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轨迹，出家就是他们的轨迹，我们的轨迹他们也很难理解，就像他们很难理解我们每天要去大公司上班。大家可以相互理解，这取决于我们去看他们的眼光。如果不理解，可能就是猎奇，你要是理解了，也许拍出来的就很正常。

ArtWorld：这些僧人和老百姓的关系也是特别有意思的。
孙悦凌：他们那个地方庙不多，通常是在讲经，每个藏民家都有一个经台，供佛的地方，他们布置得很干净，活佛进老百姓家，也很正常，熟门熟路地就拐进去一坐，喝水吃饭，大家都很高兴，他们很热情，都希望你到他们家里去住。

ArtWorld：朝拜神山是他们经常做的事情吗？
孙悦凌：这一路朝拜其实是一个蒙太奇，不是一次性的，但是给人的感觉，似乎是一直走下去直到目的地。关于纪录片，很多人一直在讨论真实性的问题。而我这么拍是为了保证他的整个状态，整个现实的真实性。我的想法和当时给我机器的人的想法不一样，当时大家一直在探讨这个想法，究竟应该怎么做。他也有很多要求，镜头不要晃什么的。有时候我会想办法，控制一下拍摄对象。但我控制能力又不强，可能很难。而且我觉得控制了会没什么意思。

ArtWorld：你说自己控制能力不强，但小羊一直追小喇嘛的一段，拍得特别生动，这是如何控制的？
孙悦凌：那场戏根本就不是要拍的东西，我发现很有意思，就一直跟着拍。结果这场戏反而成了比较好看的，所以我觉得，没有目的可能会更好一点。

ArtWorld：纪录片中，意料之外的东西，在电影里是看不到这种设置的。但从某种眼光来看，很像一个设置得特别精巧的镜头，所以说，现在电影有纪录片化的趋势，纪录片却在电影化。
孙悦凌：电影是要安排好的，一个镜头要安排好久，出来效果很难的。上次看到贾樟柯的《世界》，感觉是纪录片的手法。大学的时候，并不是太喜欢看电影，接触一样东西，并不是接触得越多越好，而是你看了一部之后，是不是有什么感觉。现在我们很崇尚一种信息量，我们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看过，但是到最后什么都不知道。

ArtWorld：这个僧人仁波切在你面前是什么样的状态？你会对他有一些拍摄要求吗？
孙悦凌：他有时候稍微摆摆谱，走路走得远一点。就摆不出pose了。基本上我对他感觉没有定规，我就是折衷主义。我觉得表现那么一个拍摄对象就可以了，还要看当时是什么状况，也不是纯粹自然，也不是纯粹摆拍。但是电影看过一些，我还是有自己的思维，就是觉得这是个很自然的事情，这是个先行思维，他们就这么发生了，没有一些概念在前面。

ArtWorld：他偶尔会抱怨念经没有意思，没有精神，这后面带着很多东西，他自己是否对这种状态厌倦，或者他自己更渴望什么东西，他自己很厌倦这种状态的，他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宗教中的人。对于某些拍摄者来说，可能是一个可供挖掘的地方，但你没有带任何意味去深入。你觉得遗憾吗？
孙悦凌：他需要一会开心，一会艰苦，宗教也一样，有的时候是一个pose。我没有刻意去做什么，这才是我想要的。

ArtWorld：除了小羊追小喇嘛的一段，还有小喇嘛掉到水里，很让人触动。
孙悦凌：朝拜走到最后，还是很艰辛的。如果一个人打退堂鼓，这个路会很难走的。在走的时候，你很累，但是你一直不会掉队，他们不会指责你，你很慢他们也不会说你，他们会在前面很慢地等你。

ArtWorld：云之南等比赛对你的片子评论如何？
孙悦凌：评委们觉得这个片子很快乐，有点像天堂的小孩，他们还问我，你是不是从小到大，没吃过什么苦。我也没什么可说的，我觉得中国的东西倾向于悲情。你要自己看，用自己的眼光去看，如果一个人是悲观地，你给他这个东西，他也会说出种种悲观的看法，如果你给一个乐观的人很不好的东西，他也能看出很好的。我认为不是环境，而是人本身的问题。对我而言，我本身就是这样，再怎么苦，就是这么一回事，还是觉得有乐。我觉得人生很辛苦，还是做一个快乐一点的东西给大家看。我觉得这个片子，观众要觉得通顺，还有，更重要的是，要觉得好看。

ArtWorld：很少人是这样轻松地做纪录片的，你现在还在做什么片子？
孙悦凌：现在还在做两个，一个是关于一位DVD店的老板，这个片子叫《碟中碟》，这个以后肯定要消失的，我有事没事就去拍一点，他这个人很有意思，很多主顾都是跟他打成一片。我还拍了一位教堂的神父，在找时间剪。所有这些题材共通的是想体现人间一些平凡、朴素但是美妙的东西，一些让人得到安慰的细节。但是很难做到。选宗教题材是觉得自己比较好驾御，至少比一般人的题材好驾御。宗教的人比较赤诚和真诚，容易沟通。

ArtWorld：有一段相当有意思，他们在山里吃馒头，但是上面抹的是康师傅的酱。
孙悦凌：这个在我现在看起来，是一种所谓文明的侵蚀，一种融合，还有一些我没剪辑进去，就是神山上有的地方有一堆垃圾，这个垃圾是他们去年朝拜的时候留下来的，这些都是康师傅面条的包装袋。碗面、瓶子什么的，我没有放进去，因为我觉得不需要这些，不知道怎么放，大家讨论的时候会有一些遗憾。

ArtWorld：同样拍云南，拍藏传佛教，但在你的片子里看到的都是特别日常的片段，也没有任何庄严感，是否出自观念的差异？
孙悦凌：这是个艺术概念问题。每个人生活的年代，就是他们的个性。别人拍的可能更加隆重，我的比较质朴。它已经不是一种仪式，是生活的一部分。

ArtWorld：你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仪式感。不倾向于把活佛神圣的东西表现出来。
孙悦凌：几个僧人晃晃悠悠，把宗教和生活结合起来了，这些所有的东西都很生活化了，你记住了那些画面，创造了一个世界。神圣的东西就在生活里面。

ArtWorld：比较宝贵的就是你当时没有想清楚，像小孩子表现的一种东西一样，并没有一个概念和先行为主的东西。
孙悦凌：我现在画油画画不出来。波洛克这样的，他很多东西都了解，很多东西都忘记了。自发性的。我觉得有一种特异，也有一种本能。我对人生其实还是蛮悲观的。结尾不知道怎么做，靠直觉，跳跃性很强。这个片子有一种传承。

ArtWorld：有一种平静之中的动感。
孙悦凌：我喜欢平静，喜欢抓运动中的节奏感，他们要我做场记，我很随便的。被很多人骂过，认为我的拍摄很不专业，有人知道很多理论。他们有很多观念要输给你。他们都说我很不专业。我属于直觉比较强，逻辑思维很不强的人。

ArtWorld：可以谈谈你对纪录片的态度吗？
孙悦凌：就像人们常说的“风吻过我的脸庞”，听起来很诗意，但其实，也并非一阵新鲜的空气，而是充满了尘土和灰烬。所以说一个地方也不会是纯粹的，而是带有欺骗性的，中国人的纪录片常常停留于此，对我而言，需要更多的想法去推翻那些所谓经典的叙述方式。但是现在，我们需要这样一种可能。我告诉自己。我必须更加努力地不被他人所影响，或者避让开以免我被孤立。我要更加有勇气，说出自己想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