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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上海双年展布展角色分析
上海双年展是今年国内规模最大、耗资最巨（也许）、学术含量最高的展览，本刊一直对其投入了极大的关注。关注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它的主题“都市营造”，建筑师和艺术家将共同为他们心目中的都市给出一个模型，那将会非常有意思，也一定非常具有观赏性。略显遗憾的是，从去年就开始筹备的本届双年展的进展情况，小道消息很多，正经消息少之又少，堪称最神秘的一届双年展，这给我们的即时报道带来了困难。好在我们有“现场”栏目，真正的故事就在现场，看一看大展的布展筹备情况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大戏开演，故事大概也就结束了。
镜中的陌生人
我有一张脸，但这张脸并不就是我。在这张脸孔的后面隐藏着一个灵魂，你看不到它，它却看着你。这张给别人看的脸，如果不借助镜子自己却无法看到。我们看到的这十数张由镜子“过滤”过的脸孔，究竟是十几篇心灵自白，抑或只是处心积虑设计的面具，这其间的微妙之处，又怎能辩白呢？
神雕侠侣 向京&瞿广慈
向京属于早慧的艺术家。从中央美院附中到中央美院大学本科的学习，为她的造型能力打下了一个特别好的基础。但现在我有时会反过来想，如果她不上附中和大学，是否会对她更好。她的第一批作品，是毕业之后，这些作品动人之处也并非是一个学校能教出来的。
广慈则是另一种类型，他更倾向于思辨。这样说他并不是因为他这几年在上海师大主持画廊，并写了几篇关于艺术的文章。而是因为在我眼里，他从浙美附中到中央美院本科继而研究生，他的个人兴趣在不断地转换，不只体现在他的作品中，也更多地体现在他的生活中。
摆拍少女 安娜·加斯克尔
在1990年代以后的艺术摄影中，以导演摆布的手法来表达自己的想法与想象的做法虽然仍很盛行，但作品的内容与题材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许多摄影家更多的是以导演摆布的手法来构筑一个人工的幻想世界，追求一种轻快的、与现实保持距离的纯艺术的建树，虽然他们的艺术摄影所寻求的文化资源可能已经有了更为广阔的来源。不光是以前为艺术家们所不屑的大众文化会进入他们的视野，甚至新闻事件也会成为他们摄影的灵感来源，美国女摄影家安娜·加斯克尔（Anna
Gaskell,1969- ）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加斯克尔的摄影以精心导演的手法来构筑少女的幻想世界。但她的幻想并不甜蜜、浪漫，而是一种恐怖与推理的幻想。她的这些摄影构思的来源先是文学史上的名作，如《爱丽丝漫游仙境》，然后是一些1970年代的恐怖电影与虚构小说。由这些作品，她根据自己的理解与想象演绎出独特的画面构思，给出一个充满不安与悬念的世界。而在最近，她甚至以真实的杀人犯杰尼·琼斯连环杀人案件为资源，构思她的作品。
加斯克尔的拍摄手法是，先在拍摄之前作深入的、长时间的调查。此外，在拍摄之前，她会画大量的素描，为了使她头脑中的场面视觉化。然后，她会回到故乡爱荷华集中拍摄。
日本新偶像村上隆
“西方的当代艺术创作与日本的艺术创作是截然不同的。我们这一代人的问题就在于如何不依靠任何一种固有的文化体系而创造出最本质的东西。”
专栏DV影像工作站(16)《北京弹匠》·《群众演员》
我常常被生活中这样的场面感动：火车站疲惫而卧的人群，集市上拥挤的人流，马路边吆喝生意的摊贩，建筑工地脚手架上的民工……他们的呼吸象暗流一样汹涌、被裹挟而去。
但我竭力使自己冷静--在路边注视那些在路上的人。这种注视使我感到忧伤而幸福。
重新发明一个身体 对话：林怀民 VS 瞿小松
瞿小松
1952年出生于贵州贵阳。1968－1972年，于黔东南苗族山区插队务农。1972年初自学小提琴，同年底入贵阳市京剧团任中提琴手。1978年初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师从杜鸣心教授。1983年毕业并留校任教。1989年赴美作访问学者，并居留美国10年。1993年秋冬，由瑞典国民歌剧院委约，创作了第一部歌剧《俄狄普斯》，在斯得哥尔摩首演，连续30场爆满。之后又创作了歌剧《俄狄普斯之死》和《命若琴弦》。1999年秋定居上海，并任教于上海音乐学院。
林怀民
云门舞集创办人兼艺术总监，1947年出生于台湾嘉义。14岁开始发表小说，22岁出版《蝉》，是六七十年代台湾文坛瞩目的作家。大学就读政大新闻系；留美期间，一面攻读学位，一面研习现代舞。1972年，自美国爱荷华大学英文系小说创作班毕业，获艺术硕士学位。
1973年，林怀民创办《云门舞集》，带动了台湾现代表演艺术的发展。云门在台湾演遍城乡，屡屡造成轰动。1996年，林怀民应邀赴奥地利格拉茨歌剧院，导演歌剧《罗生门》，获得热烈好评。1999年，由于他以“倾倒众生，而又充满中国气质的现代舞，振兴台湾舞台艺术”，获颁有“亚洲诺贝尔奖”之称的麦格塞塞奖。同年，他在柬埔寨协助当地舞者组构教案，推广濒临失传的古典舞。他的舞作包括：《寒食》、《白蛇传》、《薪传》、《红楼梦》等60余出。林怀民结集出版的文字创作包括：《蝉》、《说舞》、《擦肩而过》及译作《摩诃婆罗达》。
来自挪威的音乐肥料 挪威新音乐在伦敦集体亮相
10月10日到13日的四天里，最新一代的挪威顶尖音乐在伦敦集体亮相。12支乐队在伦敦东区的“93步东” 和The Spitz两间俱乐部轮翻上场,门票场场售空。挪威文化参赞和驻英大使每天到场，各新音乐媒体也反应热烈。然而这样重要的国事活动，却很不上台面地题为“肥料——
来自挪威的好大粪”(Fertiliser —— Good Shit From Norway)，格里格时代流传下来的逗乐传统由此可见。但这偏巧就是挪威当代音乐的要点，
用音乐节策划人Polly女士的话来说，“挪威人是在用一种很fertile(繁殖力强)的方式做音乐”。
德瑞克·夏普敦：不要怕那种被感动的感觉
早在高中时代，电脑职业倾向测试显示，德瑞克·夏普敦的性格最适合去做花匠或是卡车司机，不过夏普敦却不这么认为。他说，公路上很多卡车司机一定是当年失败的花匠，或是失败的卡车司机无奈之下去种了花。电脑分析归电脑分析，当时的德瑞克·夏普敦已经迷上了摄影，并在1994年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夏普敦在25岁的时候拥有了一串如雷贯耳的客户，其中包括索尼唱片加拿大公司、宝丽金/A&M/Island唱片、《ELLE》、《多伦多生活时尚》、《周六之夜》杂志等。他为A&M
Records/Ancient Music设计的唱片封套使他得到了加拿大唱片艺术和科学学院1996年祖诺奖（JUNO）的提名，这相当于美国的格莱美奖。
“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始末
1994年1月18日，中央乐团国家一级作曲家田丰带着西藏水利工程兵某部捐赠的10万元人民币，在距昆明40公里地的安宁县境内开办了“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传习馆的师生是田丰从云南边远村落召集来的农民，教员都是当地有威望的民族民间艺人，学员是和教员同族同村的年龄在16－20岁的年轻人。教员向学员口传身授，传教云南各民族的古老歌舞。师生无需交付任何费用，由传习馆提供食宿，并发给一些零花钱。传习馆的经济来源则完全靠田丰个人向社会集资。
我在不安中创作 彼得·帕布斯特访谈
“我喜欢不断寻找新的可能，喜欢在不安中创作。通常人们如果处在不安或不确定的状态中就会反思如何消除不安，很多聪明人很快就会找到办法得出一个结果。而我不是这样，我更愿意长时间处于不安中，当然，这需要很大的勇气。”
维维安老矣，尚能秀否
2002年10月24日，在一场名为“Anglophilia”的时装发布会上，神奇的维维安·维斯特伍德空降上海。不过30年似乎太遥远，维维安30年前掀起的革命性的时尚视觉形象，到如今已零敲碎打地普遍体现在上海街头，只是，着其衣的大多不知其名，知其名的未必穿得起她的设计。在新一波前卫人士眼中，维维安·维斯特伍德的最新设计已然不能如亚历山大·麦克奎恩等小字辈们的设计那样带给人们惊恐的表情了。
西方之外，还有世界 世界音乐三重奏
在今年的上海国际艺术节上，如果说那些现代音乐与西方古典音乐依然把持绝对的媒体焦点，一系列世界各国的传统艺术音乐会则显得更加特别。一种接受健康的多文化音乐传统的风气在这届艺术节上体现得颇为明显，而听众也不再仅仅满足于单纯地接受西方音乐文化。埃及阿拉伯民族乐团的演出、名为“传统和现代”的日本雅乐与交响音乐会，以及爱尔兰多利安乐队与上海民族交响乐团的演出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几场音乐会从不同的角度为我们展现了当前“世界音乐”的现状，以及其所呈现出来的“音乐人类学”风景。
专栏古画观止 千年的货郎
9月28日，筹备近两年的首届中国艺术三年展终于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如期举办了。来自19个省市（包括台湾地区）以及日、英、法、德、美等国的106位艺术家的300余件作品在广州集体亮相。这两年来，随着具有重要意义的第三届上海双年展和面目模糊的成都双年展的举办，覆盖在中国当代艺术上面的坚冰似乎正在悄悄融化。在国内的一些艺术网站和专业媒体上，围绕着双（三）年展的争论此起彼伏，双（三）年展是不是两三年就举办一次的展览？中国究竟有没有真正意义的双（三）年展？像中国艺术三年展这样本土化兼民间性的当代艺术展览到底有无存在的意义？
我们只能做到这一步 首届中国艺术三年展
前不久的某天，厦门市中心一幢主要的大楼被一群突如其来的红色雕像所占领，一些奇怪的超大的红色小人，长着相同的面孔、全裸，脸上还刻着混杂着儿童的天真与老年人狡猾的复杂表情。据说那天购物中心人头涌动，但销售额却一路下滑。有人说，看了这些“孩子”有种很强的饥饿感，但胃的那个部分却是胀胀的。人们传达着这样的消息：有个叫做陈文令的艺术家，披头散发，预备要在这儿做点什么，但到了第二天，这些“小红人”一个未留地消失了。几天以后，它们又“兵临”广州，在广州的中国艺术三年展上着实红了一把。
北京“浮世绘”
这次的《北京“浮世绘”》，是策展人在一个新装修的老厂房中组织的一个以城市变迁为题材的展览，同样反映了这种对展览场地和展览内容关系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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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页/杂志/《艺术世界》2002年第十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