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演出	女旦和小生	后台	徐佩
亮相	徐佩	看戏	戏工与小丑
	后台的准备	苦恼
	丝弦绕梁500年 The Touch of Chord 文/田川 摄影/田川 田武
上妆（一）			上妆（二）

丝弦的历史是一部草根艺人的奋斗史。与别的剧种比，丝弦“登堂入室”的机会来得极晚，1949年以后，才在石家庄地区成为重要剧种。京剧、评剧、河北梆子、老调，来自山陕的乱弹、秦腔，早在清初就都登上大城市舞台，所以它们能在短时间内流布于广阔地区。丝弦历史长达五百多年，生存范围离帝京又只有百公里之遥，却直到1938年才第一次有机会进入城市舞台，后又赶上日本侵华，剧种险些被毁。某种奇怪的宿命好像始终伴随着丝弦；到20世纪50年代丝弦身上还保留了中国戏曲某种原生态的东西：苍劲、古朴，即兴、泼辣，这些在成熟的剧种身上已经消失。

人物——徐佩

“他们说你是疯子”
我为了一个叫《台口》的纪录片，今年一直和石家庄丝弦剧团在乡下一起乱窜；关于丝弦的一切 —— 历史、唱腔、风格 —— 自然想多了解一些。演员们说不出个所以然的时候，就会搬出徐佩的名字来搪塞我：“你去找他，这些他最清楚。” 但关于他的下落，又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徐佩于是就像一个中古僧侣，有影无形。
剧团里关于他的说法很多，最喜欢讲的一个故事是：
196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要把丝弦戏《空印盒》拍成电影。徐佩作为指挥随团来到长春。在乐队录音的前一天晚上，徐佩同志唯一的一双袜子，挂在宾馆窗外铁丝上被风吹走了一只。次日一早，他拿着布票去商店，但售货员说他们需要吉林省的而不是河北省的布票；徐佩于是只好穿了一只袜子走上指挥台。
长影乐团的成员由中国、苏联、朝鲜、印度、日本等五国人组成；他们有自己的著名指挥，可惜这位指挥指挥不了丝弦剧团的文武场（乐师们不懂五线谱）。徐佩可以，他用一种特殊的手势，既能让乐师们、也能让音乐家们明白。
国际音乐家们对这个穿着一只袜子的指挥很不以为然，有人说自己的乐器出了毛病，徐佩走过去，发现它没有毛病，只好用这件乐器证明了一下自己的西乐造诣。人们平静下来。录音结束以后，徐佩向中国乐师打探外国音乐家对他的反映：“他们说你是疯子”。
徐佩上个世纪20年代出生在山西中部一个封建大家庭里，爷爷是清末的五品翰林，奶奶曾是东太后慈安的心腹。这样的家庭让他有条件自幼学习西乐，也让他在进入剧团后不久就被打成了右派；听说他还在国民党的军乐队里当过指挥，虽然时间不长（一周左右就被俘虏了），但肯定是严重的污点。
幼年优越的生活孕育了徐佩某种异于常人的性格，剧团的老演员们说他不怕蛇。夏天，他衣服兜里经常盘踞着一条小蛇，当酷暑难忍无法入睡时，就让这条小家伙缠绕在自己的脖子上，添些凉意。
有人说徐佩脾气大，学不会他的曲子，动辄大怒；又能几天几夜不睡觉，极累时突然倒在后台，脑袋上敷着毛巾睡着了。
“感谢徐佩同志的多年努力”
剧团在演出前常播放一些名唱段，招揽观众。一次，我将一盘《过山》（1957年录音）偷偷放入录音机。演员们听见，个个不识什么货色，都咂口连声道“太土，太土”。新老丝弦巨大的反差确实惊人。新丝弦几乎是经徐佩一人之手变出来的。
我个人更喜欢老丝弦的铿锵、粗蛮，但这种东西在现实中有无生存的可能，就很值得怀疑了。
几百年来，丝弦戏好像野草一样，无边地乱长；1949年以前，丝弦唱“梁子戏”，没词没谱，演员们从说书人那里听来故事，上台前凑着说一下大概，往现成的曲牌里一套，叫“台上见”；开了戏不够四个钟点不能下来；演员要靠自己丰富的生活经验和俗俚语言支撑整部大戏。那时的丝弦所以激越，是因为有这种生活基础。到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生活环境已大变，丝弦的路往哪走？当时上面派下徐佩这样的知识分子到剧团，就是为了执行戏剧改革，把丝弦从泥土中挖出来，雕成玉。
徐佩经过几年的研究发现，丝弦只要它的三大件 —— 板胡、笛子、笙不变，其他乐器无论怎么变动，味儿不会变。他将西洋乐器加入了丝弦的配器；将唱腔中过于粗犷、土俗的因素一一削弱；将唱词打磨得细致、易懂；又用男女同调异腔不换弦的方法，缓和了旦角弱的硬伤（旦角弱的剧种往往很难生存）。新丝弦的每一句唱几乎都有徐佩的用心在里面。 做出这些改良是否有徐佩个人的好恶在里面，我们不得而知。
现在可以看到一本叫《丝弦艺术简编》的书，书里不仅汇集了大量丝弦曲牌（只是经过文革，烈火后余生的一部分），而且每个曲牌都有简洁的语言说明它们的由来、 历史渊源、所表达的情绪；很多曲牌可远溯到元明时代。
书的黄色封面上有“徐佩”两字，书的后记里有一句话提到了“感谢徐佩同志的多年努力”。除此之外，关于这个人，再没有半点痕迹了。
而这本书，上个世纪80年代初由石家庄市文化局戏曲研究室编辑出版以后，每个进入石家庄市丝弦剧团的演员人手配发一册。我现在拥有的这一册就是在一个演员家柜子腿下发现的，有虫咬和水渍的痕迹。
徐佩用了长达三十年的业余时光整理这样一本书。他更在意被自己改掉的旧东西。三十年里，他经历了怎样的日子；他是否会想到此书最后的宿命。
五百年来第一人
—— 用五线谱记录丝弦
通过乐队老冯的打探，5月我们在石家庄的一家老年公寓里终于找到了徐佩。老冯提前和他打了招呼。见面那天，徐佩穿了一身合体的西服。在老人院那样的环境里见到这样的装束，觉得有些蹊跷。 本来想象是个一脸苦相、朴质的老头，没想到徐佩看上去如此快乐。尽管年岁已高（74岁），动作迟缓，口齿亦不太清楚，但圆脸上始终带着天真的笑，眼睛里也是喜悦的光。
丝弦的渊源要涉及长达五百多年的历史。每当话题涉及到具体的年代，徐佩会拿起一个1970年代随处可见的笔记本 —— 每隔十几页就晃出一张北京十大建筑插页照片的那种；他的手指哆哆嗦嗦地翻着笔记本的页角。我、摄制组的人、老冯都屏息看着。从他喉咙里发出轻微的喘息声。屋里的人好像在朝拜那些蓝色钢笔水的字迹。 和他接触了短短半个小时，就感觉到他身上有一种情趣：他能在陈词滥调里发现最鲜活的东西，能把引车卖浆之徒所爱带进庙堂，又能把优雅精妙还原成市井。这是一个一生浪迹在剧团里的知识人，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关汉卿、马致远们，那个曾经孕育了丝弦的大时代、那些不入仕途、在杂剧散曲里发誓“一世里眠花卧柳” 的游子们。
谈话很轻松，徐佩除了引述记载，尽可能用幽默的语言回答我们。对能肯定的事情，他会指明出处；否则他就会加上“据我推测”、“我瞎说”之类的前言。他的这种实证精神让我很惊讶。那个时代的剧团里竟还有这种人！他说，考证过去的东西有三种渠道，一是通过考古现场得到实物证明，但可遇不可求；二是通过古籍，看前人的记载，但古人以讹传讹的事情也常有。三是不得已时，参考“口传心授”的传说。
徐佩对于自己整理丝弦说得更是轻描淡写。
“1955年从华北军大复员后，我被分配到剧团当编曲。我学西乐出身的，根本不知道丝弦是什么。来了，就向团里的老艺人请教。过去都是口传心授。边学我边用五线谱记，怕忘了，不准确了。后来这些老人们开始没了，我想，他们一没，东西不也带走了吗。我就赶紧记，慢慢地研究进去了。”
当徐佩在1955年为了学习而自然地用五线谱记录丝弦音乐时，绝想不到，自己是五百多年来第一个为丝弦这么做的人。
老年公寓的文艺活动积极分子
徐佩说自己“文革”解放得早，因为懂西乐又懂戏，样板戏需要他这样的人。
有一次，上面让他写一出样板戏唱词的丝弦。他熬了几天写完了。其中有一段二板：“要消灭反动派改地换天”；二板是三个字一个过门，幸亏写完唱了一遍，发现成了“要消灭”（过门）“反动派改地换天”。这不成了反革命了！赶紧改成三板：“我们是工农子弟兵”（过门）“来到深山”（过门）“要消灭反动派”（过门）“改地换天”。这才避免了一场大祸。徐佩说当时自己真吓出一身冷汗。 早早被打成右派，徐佩对自己在政治上的前途也灰心丧气了吧。他后来对丝弦研究和改造超人的热情投入，是否和那些元代的北曲作家一样 —— 那些亲见了蒙古骑兵灭金的惨烈、一生中两次成为遗民的知识分子 —— 政治上没有了任何前途，转而将全部才情挥泄到歌伎酒肆里。这好像是中国士人的宿命。
但老冯告诉我们，20世纪70年代末，准备给徐佩摘掉右派帽子时，他曾大吃一惊，他原来一直不知道自己是右派！
几十年来大大小小的批斗会、文革时险些被殴打致死，徐佩竟不知自己是右派。这有点像天方夜谭。但当你坐在那里和他聊上两个小时，就很容易相信这是真的。眼前的这个老人，完全是一个戏痴；他具有一种强烈的“玩物丧志”的本性。他一辈子忙着让自己和别人快乐，根本顾不上中国知识分子所普遍热爱的仕途和人事。他更喜欢做一个自得其乐地混在艺人堆里、在灰暗的后台、眼镜片后面闪着智慧的光的人。
那天吃午饭的时候，老年公寓的负责人告诉我们，徐佩为公寓谱写了寓歌，每天都要指挥大家演唱。他说徐佩努力地想成为老年公寓的文艺活动积极分子。

剧团——石家庄丝弦剧团

1937年，丝弦艺人“正定红”刘魁显拉起了自己的班社“隆顺合”，这是丝弦五百多年来的第一支固定班社；一年以后，“隆顺合”第一次把丝弦带入了石家庄；这是丝弦第一次进入城市舞台。此后日本侵华使得丝弦艺人死走逃逸，丝弦岌岌可危。刘魁显的一个班子就是丝弦当时的全部家当，他卖了自家的地，邀另外“三大红”：“赵州红”何凤翔、“获鹿红”王振全、“平山红”封广亭入班社，越过太行山，走阳泉、奔寿阳、上太原，往山西谋生存；才保住了丝弦。1949年后，以这支班子为基础成立了石家庄市丝弦剧团，丝弦有了自己的“天下第一团”，这也是目前这个剧种仅存的一个剧团。
中古的欧洲，艺术和科技都自上而下，从僧侣那里传到民间，然后发扬光大。中国的事正好相反，比比皆是“兴于地头，毁于庙堂”的故事。 院本、杂剧金代从市井兴起，民间散曲到元代灿烂至极点，可到明朝中叶登堂入室，一经士大夫把玩，世俗杂音褪去，也就没什么了。
元明之际南北政权的更迭将南方的昆曲带进了殿堂，而这时，大量元代流传下来的小调、小令、散曲隐入北方民间。它们迅速地获得了一种新鲜活力，这种活力在田头树丛山野村夫的嬉笑怒骂中重新寻找着新的表现方式。河北中部地区这时还流行着一种蒙元时期从北方胡地传来的、叫“弦索”的弹拨乐器。燕赵自古出悲歌的强悍民风透过古旧的曲牌，终于在这北方民族气质的伴奏声中找到了发泄方式，这种用宫、越两调所唱的曲子被当时的人称为“丝弦”。 徐佩最早提出了丝弦的渊源与散曲相近的理论。因为丝弦的曲牌调高比G调高半个音，这正是北曲的调高。而北曲里有杂剧和散曲，杂剧唱诸宫调，以一宫调之曲为一折，分四折，用几个不同宫调的套数来讲唱一个故事。动作、歌唱、说白俱全，已经是大戏了。而散曲每次只唱一个曲牌，不唱诸宫调，无动作和说白，唱时用弦索、笙笛、鼓板伴奏，不用锣鼓；词为五十四字以下的长短句，更类似于清唱。丝弦与其特点相类。最著名的散曲就是马致远的那首《天净沙》：“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丝弦诞生之初只是作为一种清唱，而不是戏，它在以正定为中心的河北中南部农村广泛流传，带着强烈的土腥气。一个剧种得以成立，除了拥有肥沃文化土壤的酝酿外，还需要高度市场化、娱乐取向多元化的市民社会来支撑它；对于当时的丝弦来说，这个条件太苛刻了。
从明中叶到清初，丝弦所经历的磨砺我们已经无从考证，但清康熙十年的《保定府祁州束鹿县志》上有这样一则记载，“每年正月高搭戏场，演唱弦腔”，这说明那时丝弦已经作为一个剧种存在了。这是否与另一个北方政权入主中原带来的气氛有关呢。但这个北方新政权在道德上的刻板和对各种威胁的敏感差点让丝弦走入绝途。 丝弦这时的乡间演出场面比较混乱：“男女杂沓之游拥不去，剽窃大盗往往乘机而发奸，拷掠庶风（殴打地主），生索（生抢）骡马绝尘而去”；官府对民间戏场的这种无政府状态十分忧虑，乾隆年间，终于颁旨禁戏，禁演的剧种包括丝弦、乱弹、梆子等，只有昆腔和高腔通过了这次政审。
被禁以后，丝弦艺人或转为清唱，或搭梆子、老调的野班子在乡间继续暗中演出。艺人们给同台唱不同曲起了个外号，叫“风搅雪”，“搅拌”的结果是，丝弦逐渐吸收了梆子、老调的唱腔，行音有了二板、三板的概念；扬弃了早期纯粹的弹拨乐器，改为以更为激越的板胡为主伴奏；由笛子和笙粘合曲腔中柔媚之部分，形成了至今仍沿用的丝弦三大件：板胡、笛子、笙。 长期在农村混迹，使丝弦演出一直停留在戏曲比较初级的阶段；没有固定的班社，使它旺盛的生命力仍局限在以正定为中心的河北中南部狭窄地区：北到保定有河北梆子、老调、评剧，西往太行山是山西梆子，南至邯郸是豫剧。这些剧种同时又交杂在丝弦活跃的这个地区。直到1937年，丝弦才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固定班社 —— “隆顺和”。
国家单位
在草莽中经过五百多年磨打，丝弦在1949年走到了历史前沿，以“隆顺和”这个历史上唯一的丝弦固定班社为班底，人民政府成立了石家庄市丝弦剧团。1950年代戏改后，丝弦受到了出身于平山县（丝弦群众基础雄厚）一带河北省领导干部们超常的关怀；老艺人仍活跃着、新人层出不穷，团里人才济济。为了适应新时代，新加入剧团的知识分子改革了唱腔，使丝弦不再粗土可以登大雅之堂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石家庄市丝弦剧团受到了周总理的五次接见，其中两次进中南海汇报演出；1958年赴朝鲜前线慰问演出，1960年丝弦《空印盒》被拍成了电影；中央领导只要到石家庄视察就非看丝弦不可。丝弦成了石家庄的招牌。文革期间，全国都唱样板戏，丝弦却能在河北省高层的呵护下保留住自己的声音。 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的这三十年，就一个地方戏所能想象到荣誉来说，丝弦剧团已经达到了极致。
但所有这些荣誉，都是在一个前提下产生的，那就是，丝弦剧团已经不再是民间演出团体了，它作为一个国家剧团出现在观众面前，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单位。
1980年代以后，钟爱丝弦的河北省老领导们纷纷退下，丝弦的“特权”也逐渐被削弱。又走过十年，丝弦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成了濒危剧种。“天下第一团”开始重新下乡，有时一年要演出三百多场戏。这巨大的反差带来了不适应。
脱离农村成为国家演员后，终于摆脱了土地的艺人们已经把自己视为国家干部。三十年间剧团和民间在文化土壤上形成了短时间内难以消除的隔膜。这个地区出生在五六十年代以后的一代人对丝弦没有切肤的感情，老戏迷也不能完全认同已登大雅之堂的新丝弦 —— 我们不能责怪徐佩的改良，谁让他是五百多年来唯一的，在犹豫不决时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呢，他已尽了自己所有的力量。随便找一个60岁以上的戏迷让他给你唱一口儿，张嘴就是六十年代以前的老丝弦，现在剧团里很多演员听都没听过的曲子。
剧种的生存
是靠民间频繁演出支撑的
1980年代末是整个戏曲大滑坡的时期，县级剧团在这时基本都倒了。丝弦剧团也奄奄一息。石市丝弦剧团当时已经无法从上面获得经费，一切开支要靠台口上的收入来维持。能下乡的六十多位演员要负担全团（包括离退休老人）140人的生活费。当时分成两个团下乡演出。尝试了一年，因为人员过于分散无法开大戏，戏价上不去，只好退回来重新合并。当时的戏价，一场八九百元。到1992年，农村经济景气，一场戏价可达1300到1500元。政府也恢复了拨款，但只负责定编人员50%的工资，而且前提条件是一年要完成180场的下乡演出指标。这个指标对于当时一年要演三四百场自嘲为“城市的户口，农村的家”的剧团来说是小儿课了。但最近，不景气的村镇经济使戏价滑到平均一场1000到1100。
一个台口有十场戏，一般四五天。我们可以算笔帐：村里多管住不管吃，伙食费要开销2000多元；60多位演职员的演出补助，除了两三个主要演员是一场10元，其他人都是一场8元，总共5000多元；交通，常例是村里管接不管送；如果找到下家台口，这个费用可省，否则又要花近2000元的交通费。如此算下来，以1000元左右的戏价，一个台口万元的收入，基本上就是勉强维持个日常演出；戏价稍高一点，能赚一两千元。维持平衡的办法只有，多演出多收入。
农村市场疲软，加上剧团又很少排新戏，现在丝弦的台口越来越难找，这一两年只能勉强演够180场（基本上集中在从正月到六月），从上面把经费要来。剧团觉得本地区市场窄，曾想过学刘魁显，往山西打。去了几次发现，关系不熟，被当地演出公司盘剥得太厉害，后来便打消了这念头。
团长在一次下乡的例会中曾对演员们说：“我们不比中直院团，我们主要目标还是要向上面多要经费。”剧团仍然不能摆脱过去三十年的“成功经验”，想的还是如何博取上面的同情、支持甚至保护。这是一个幻想。剧团早就租出了自己在石家庄的剧场，大型的排练需要到外租场子。开发好三产就能挽救剧种，这是剧团的另一个幻想。 在旧时代，我们经常听到像“角”、“头牌”这样的名词，每一个词代表的都是荣誉，而衡量这荣誉的唯一标准只有 —— 票房。目前石家庄包括梆子、大小评剧、京剧在内的六个演出团体中，丝弦不仅没有绝对的优势，在农村的市场竞争中反而还处于下风。我看到，剧团在下乡时，连台子上的横幅都懒得挂，知道的是丝弦剧团，不知道的，以为是哪的野班子呢；而前几年一些私人班子倒都知道打上“石家庄市丝弦剧团”的横幅，虽然是冒名，但至少有品牌意识。总是不现实地琢磨怎么瓜分地方上已十分有限的社会资源，等着天上掉下馅饼，有谁真正地将剧团作为一个产品、把丝弦作为一个品牌来经营呢。剧团的兼职外联对我说，其实也不用往山西跑，只要你打好石家庄的市场，还是有得赚。
丝弦在石家庄地区有着超乎想象的强大品牌优势。1940年代末、1950年代初，“隆顺和”刚在石家庄站住脚，也面临着大剧种的“围剿”；但丝弦凭着自己五百年积累的繁多剧目，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可换新戏；加之其唱腔采用当地语言，特别是独特的发声：真声吐字，假嗓拖腔高七至八度（据说这种唱法来自于木偶戏，真人发真声，偶人发假声），对当地人吸引力极大。人们给丝弦一个外号“老八成”，形容它一年四季上座率老是八成。这在当时，是不得了的事。后来发展到河北梆子、评剧、老调、山西梆子、河南豫剧来了要先在西花园丝弦的台子前拜码头。梅兰芳1940年代末来过这里，对丝弦的兴盛很感到惊奇，曾向刘魁显请教过个中原因。至今，有些忠实的老戏迷，剧团走到哪，他们骑着自行车跟到哪。
丝弦剧团每年有半年时间闲置在家，这段时间本是排新戏最好的机会，却绝少看见农村喜闻乐见的新剧目出现；为什么？因为新排的剧目大都是为了参加各种戏剧节、晚会、评奖而准备的大餐。各条文化战线的同志们永远乐此不疲，因为这里有伸手可得的利润。所有人的所有精力都放在类似的事物上，这就是我们最习以为常的日子；宴席一散，什么都没人再提了；新的不要说了，多少古老的剧目就在这虚无的时间、虚无的盛景里烟消云散了。我们现阶段对戏曲的“保护”，是否副作用更大一些呢。
举两个小例子来说明一下直观感受。
一是，“靠市场吃饭”的丝弦剧团到现在竟还没有职业外联，现在的外联不仅要兼花脸演员，而且要兼刀枪把子的管理员。
二是，在我的纪录片里，有一个老戏迷唱了一段老丝弦，我找遍剧团的演员给我翻译那段唱词，却无人听得懂。最后一位平时默默的小生解决了这个问题。但就在他为我翻译的时候，我发现周围演员们一脸的不屑，有人说：“他小班出身，当然懂这些老东西了。” “小班”是专业演员对半专业和业余剧团的蔑称。
后来徐佩为我朗读了一张几年前解散的丝弦“小班”的戏单，上面有如此剧目：《天台山》、《鸡宝山》、《光武山》、《林中会》、《小河南》、《燕王扫北》、《东桥》、《饿虎山》、《铁关图》、《忠宝图》、《二进宫》、《下阴曹》、《雷镇海征北》、《百关宴》、《林头会》、《夜战马超》、《挂龙灯》、《八郎赐银鬃》、《铁鞭记》、《两郎山》、《反云南》、《出庄阳》、《五龙台》、《高山上坟》、《三劝》、《四劝》、《骂门》、《叫门》、《骂城》、《打枣》、《顶缸》、《闹店》、《对风筝》、《赵云赶船》、《杨宗保过山》、《小二姨做梦》、《六郎探母》、《石迁探墓》、《李翠莲上吊》、《花木兰充军》、《焦二开店》、《韩信算卦》、《四进士》、《访山东》、《榆林府》、《平南阳》、《大破天门阵》、《水牛车》、《邯郸会》、《过五关》、《下高平》、《高阳关》、《龙保寺》等七十二种。 翻翻现在丝弦剧团经常演出的戏单：《文王访闲》、《下南京》、《空印盒》、《五女拜寿》、《李天保吊孝》、《金沙滩》、《反五关》、《卖妙郎》、《金陵记》、《调寇》。
听说三年之内，地方政府要逐渐取消对各剧团的拨款。我觉得这对丝弦来说，是一个好机会。 一本书里说“其实艺术没有好坏之分，都是低的、平常的东西”。我很喜欢这句话。我们为什么关心艺术，实际上是因为我们关心艺术里的人，艺术里的自己。艺术是什么，是为生活添彩的、是用来滋养灵魂的。但当我们看到艺术里的人，过着那样一种生活，我们还会坚定自己对艺术的判断吗？
传统戏曲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只是意味着一个符号。即使它的从业者，也很少把它当成一个有生命的物件。发展一些就要淘汰一些，失去一些。但当很多种这样的失去最后伤害到我们的风土、我们的民族自觉性时，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它是有生命的。眼前所看到的，至少有这样一些人会为它的失去感到心痛：曾经为它奋斗过、在它身上寄托了浓厚感情、由它能勾起无限回忆；觉得，只有这个东西能代表他们存在的。
我曾经和十个不同剧种的艺人混迹过一年多，也接触了一些专业院团；这一年和丝弦混，尽管它有种种的不如意，但和别的团相比，我觉得还算很稳定的。真的，至少是在正常地运转。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我们的文化早就不再鲜烈了；不要说西方，即使和身边的韩日相比，我们又哪有一点特色。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根本就不是什么狗屁不通的“工业化”、“文化殖民主义”、“全球化”、“后现代进程”，而是我们自己——我们太不努力、太马马虎虎、太麻木不仁！
我们多么需要像徐佩那样对民族艺术锲而不舍的同志呀！我们需要像他一样有尊严的人！
哀莫大于心死！希望我们不再：心机一转，得失细故已无处可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