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自述：气质和语感
香港有份电影杂志叫《影响》，多棒的名字！概括了周传基一辈子都在说的问题，也是每个电影人都要面对的问题。它指向的是电影语言，电影的本体。
2002年5月，我在北京，杜庆春叮咛我好几遍，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不喜欢重复，但他真的对我说了好几遍：“记住，先排戏，后分镜”。
这不仅仅是一个工序的问题，有些导演喜欢严格按照分镜头来拍，有些喜欢在现场即兴，更多地是兼容两者吧，我属于这更多数的。
这句话后面潜藏的，却是更为重要的电影的观念，作者和作品的关系，作者的看和听，阅读现场、阅读戏的能力，在确定了一个基本的观看原则之后，作品才会在深层的气质上统一。
我的执行导演隋继岩，和我的合作不错，但开拍前，我和小隋发生了激烈冲突。
小隋：“大大方方补肾，镜头该怎么着，就怎么着，该煽就煽，激烈的就推上去”。
我不喜欢那样，我喜欢越是激烈的，就越远离，在某些安静的时刻，反倒可以来个特写什么的。
暗涌——这是海洋的一种特质，对不起，我不敢以海洋自况，只是喜欢。
我不要那种感情顶点的顷刻。

甘小二访谈：我想拍人的软弱
ArtWorld：你的电影故事是不是来自于《南方周末》的报道？
甘小二：来自很多报纸，比如后面警察把孩子弄回来的情节，来自《南方都市报》。记得报纸上说是“狠心母丧尽天良”，警察将孩子“救离虎口”云云，我感到心痛。我听到关于影片此处的谈论，说“太他妈讽刺了”，我更加心痛。在景别上，我从来不想使用特写，就是不想去讽刺，不想去做标枪或者匕首什么的。我爱他们，爱作为人的警察、校长、女歌手，同时知道这是社会共犯的必然结果。在共犯这个问题上，我不认为谁可以闪，其实，在末日审判那里，也没有谁可以闪得开，只是上帝彰显救恩，赦免了我们的罪而已。
ArtWorld：你对农民的了解除了报纸，还来自于什么地方？
甘小二：我在农村生活到高中毕业。但我并不因此具有对中国农民的真正了解和发言权。有朋友说《山清水秀》里的农民穿的衣服太干净，时尚。事实上，我们本来还给阿水准备了一件T恤呢，上面印有一个人挥打高尔夫球的英姿，那就是小武的西装，和那个卡拉OK里面的世界。
ArtWorld：为什么把主人公的身份设定为农民呢？这样一个故事不一定是农民的，也可以是国家干部，退伍军人或者教师。
甘小二：如果说得崇高一点，可能是缘于一种使命感，对某一部分人的关注。对于这种关注可能争执很大，就是你以为你是谁呀？但后来拍的时候，我觉得拍什么人不重要。就像上课的时候有学生问我，应该怎样来看电影，我说别的回答不了，只能回答一句话，就是一个好的观众可以从电影里看到自己。那并不是一个另外的世界，一群另外的别人。可能作为一个作者也是这样的。在更深的层面上，和自己的身份，从事的职业关系都不大。
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在一个封闭的山村里拍摄，利于操作，是我们有限的经验和条件可以控制的。
ArtWorld：牧师和校长对社会有什么不同的作用？或者在你的电影里，他们有什么不同的作用？
甘小二：在电影里，这两个人物是交结在阿水这里，他们两个没有在同一个时空里相遇过。他们对阿水可能有相反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校长所做的，和灵魂没有关系，而灵魂是需要被哺育的。
ArtWorld：你觉得宗教在你的电影里有特别的重要性吗？
甘小二：目前来说是吧，我知道这个问题可以拍一辈子。以后宗教精神在我的作品中，可能会成为一个潜在的世界观，不是这么直接，比如说一个人以什么样的行为活出神的形象来，比如对于人的宽容和爱。有一点是肯定的，它影响到我对里面所有人物的情感，这种情感我想是爱吧，《圣经》里谈到信、望、爱的时候，把爱作为最大的。
这种情感其实是从耶稣那里来的，就是为逼迫他的人祷告，为罪人舍生。这一方面是爱所有的人和物，另外我也把整个创作过程看作是荣耀神的名，尽力而为吧。
ArtWorld：你区别你爱的那些人吗？
甘小二：当然是有区别的，我做不到没有分别，这就是人的软弱，事实上我想拍的也正是人的软弱，所以归根结底还是在拍自己。我在作品里表现的其实是一个人受审判的过程，我觉得创作和生活，整个人生全都是在受审判。
ArtWorld：你对人物灵魂的关怀必须通过让他们承受苦难来表达吗？
甘小二：对于过去的我来说，如果拍电影，绝对和苦难有关系，不想歌颂任何东西；现在我不一样了，可能更关心精神层面上的东西，这也许要到下一部作品才能体现出来。但《山清水秀》是对过去的我的一个必须的交待。我无法跨越。
我看到很多这种情况，不管他的物质生活怎样，他最痛苦的其实还是内心。《铁路沿线》里，一个人蹲在地上（铁路边上），说：“我心里其实很痛苦啊。”我想不少中国人在精神上是缺乏盼望的，我不认为自己的作品可以成为盼望，但希望它能反映这种状况，至于这种状况是不是真的，我只能相信并尊重自己的认知和体验。
ArtWorld：秋月和阿水有共同的境遇，但在电影里面，她几乎没有话语。她的形象因此不够清晰，我不能了解她。这是你自己的男性身份造成的吗？
甘小二：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跟我的能力和气质有关系，跟我的态度没有关系。在最初的剧本里，这个人物对死都没有任何反应。演秋月的胡淑丽就和我说，她是不是需要一次爆发，我想到瀑布的那一场，用一个固定镜头，然后慢慢摇下来，让她在那里淋着瀑布，但这太困难了，会砸死人的。
其实影片里可能有好多地方我在躲闪，闪开那些自己觉得做不到的事情，这样就损失了一些东西，也可能是最根本性的东西。
从策略和实际效果的角度来说，也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就是把一些东西藏起来。我一直信任隐藏的处理，而害怕那种感情顶点的顷刻，以及真相大白的刹那。不是作为一个人不敢直面所谓“惨淡的人生”，而是不信任那种处理。
ArtWorld：你对农民的关怀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关怀吗？
甘小二：我没有这样想过，而且担心会有这样的嫌疑。我不希望是这样，因为更多的应该是人对人。我们是同类。如果有人非要说这是一个知识分子拍的，表达的是知识分子对农民的关怀，我只能说我不能放弃自己目前谋生的职业。
ArtWorld：当地农民的境况如何？拍摄过程中你们和他们交往多不多？
甘小二：和大多数中国农民一样。你可以想象。我和当地村民交往不多，但我们在当地的制片阿方天天在剧组里，和我们在一起，就熟悉一些。一次夜航船，在船蓬上，他对我说了很多似乎不是一个农民“该”说的话。阿方说：“我觉得自己在精神上，感到没有指望，好像这辈子就这样了。”
我不敢说，自己是在关心一个农民的精神世界，在做这么伟大的事情。但我有这个意识。做不做得到，是另外一码事儿。
ArtWorld：你觉得你电影里的人物和他们有没有区别，有多少？
甘小二：我倒是觉得我自己和电影里的人物没有区别。大家都是在出卖，出卖的东西不同而已。也可以说，我可能活得“体面”一些。
ArtWorld：信仰基督的人和没有信仰的人看这部电影，你觉得他们的理解和反应有没有不同？
甘小二：主要是关于阿冲越狱回来那段，谈到了耶稣，多数没有基督背景的观众觉得“突兀”，因为那似乎不是中国人的“方言”，不符合中国人通常的表达习惯。过去看过一部北欧电影，名字已经记不得了，只是一个渔民，一天把他的两个孩子，女儿十三四岁，儿子十一二岁，叫到跟前说话，渔民说：“从今天开始，你们要面对两样事情——爱情和死亡。”
我很震惊，在中国大陆，这甚至不是一个“知识分子”所能说出的话。我们习惯另外的方式，而且根本不会碰这样的词汇，但这位北欧的渔民在对自己孩子的言谈中轻而易举地说了出来。
我接触过的中国农民基督徒，都会经常说到爱，说到感恩，说到一些“书面”语。阿冲是一个农民，形象普通到不能再农民，但却说着不是农民“应该”说的话，这是基督教在中国的一个现象，不同的话语，表达并决定着不同的人际关系。我想表现这种人际关系，想展示话语对人的力量，包括人在面对这种话语时的陌生和突兀。
这问题还有另外的层面，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失语症”。但我想，如果一种话语，包含着它自己的语法和权力，能够对人的心灵有帮助，为什么不呢？
ArtWorld：谈一谈“第七封印电影工作坊”，这个名字是为了向伯格曼致敬吗？
甘小二：我非常、非常喜欢伯格曼，但致敬不是以这样的方式。
“第七封印”出自《圣经·新约·启示录》，使徒约翰时代的书卷，以腊封口，盖上印章，显示书卷的内容非常重要。七个封印的揭开，是审判的君临。 我有一个梦想，拍七部系列的、有宗教元素或者说基督文明背景的故事片，哪怕全是DV介质的。我把《山清水秀》作为我个人生命接受审判的开始，毕竟，生命比艺术重要。(访谈/张亚璇)

评述：一个有神论者拍摄的电影
甘小二不太愿意用“知识分子”这个词来描述自己，但无论根据他的经历还是作品，这都是一个不容易否认的事实：仿佛记得他说过父母都是大学生；他自己是电影学院毕业的硕士；现在的职业是大学老师。《山清水秀》的故事背景是一个封闭的山村，他在距广州大约200公里的地方发现的——以上这些至少是一部分原因，使影片带有强烈的知识分子叙事的痕迹——确切的时空，虚构的剧情，现实主义的关怀，以及对救赎的渴望。
其中只有最后一点，构成了《山清水秀》和当下其他有关本土叙事的电影（《安阳婴儿》，《海鲜》，《任逍遥》，《哭泣的女人》，《盲井》等等）的区别。原因在于甘小二是一个有神论者，他的上帝是耶稣。
因此《山清水秀》不是一个无神论的电影。在这一点上它违背了中国电影的普遍性质，同时也使这一层面的谈论成为可能。正如同同性恋电影的出现使电影的性取向和性别取向问题更加明确地被意识到。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电影不仅仅是电影。
在这样一种世界观的观照之下，影片中似乎没有无罪的人。对于主人公阿水夫妇来说，罪是和苦难同时降临，尽管诸多的空难加在他们身上，有太多，太刻意，以至于是强加的嫌疑。假如导演对于他的人物必然有一种态度和情感，那么对于这些人物的所有作为，他都没有道德的责难，而是尽量的包容。也许在他看来，或者他希望，不管这些人有意无意，他们都会或者已经在得到神的眷顾。片中阿水的弟弟阿冲，越狱出来，说到末日审判，谁也无法逃脱——对这些有罪的人，假如有判决，那么它不是来自于人世间，也和政治倾向无关，这就是《山清水秀》的意识形态。
甘小二生长在中原，毕业后到广州工作。五年的时间过去，用CANON XL-1摄像机，依靠一个大部分是学生的剧组，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片——他还会继续做，他应该是有电影理想的，尽管我并不确知这理想是什么；《山清水秀》的影像令许多人称道，使用了大量的固定镜头和长镜头；它是不是一个好电影可能有歧义，但甘小二关注人的生存和精神世界，并对此付出了坚持不懈的思考；他表现在电影里的宗教情怀以及由此生发的情感不一定能被多数人理解，更难说认同，但至少不是狭隘的。(文/张亚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