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片视界
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是每年春天都要被谈论一遍的文化事件，至今已被谈论到第八次。参与者主要是媒体、学生，还有几个有名无名的导演以及若干其他电影从业人员，比如教学人员和评论者；形式则是不同主题的研讨会，导演见面会之类。围绕电影节制造的若干热点，产生了各种重复或不太重复的话语，在这些话语当中，学生录像短片竞赛单元是最不被人注意，也最少被提及的部分。就好像害羞一样，它的颁奖和放映早在整个电影节闭幕式之前一周，就悄悄地开始，悄悄地结束了。除了几个得奖的短片作者（包括从上海、武汉等地特地赶来的），和不多于作者人数的学生观众，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发生过。
然而，如果始终标榜“青春激情、学术品位、文化意识”的电影节组织者有心，能够坚持做下去，这仍将会成为越来越多的学生作品最为重要的一个展示平台，因为现在还完全无法预期国内什么时候会出现一个定期的，能有同等规模并具操作合法性的录像节或影展活动。据相关组织者介绍，录像短片竞赛到今年已经是第三次，当初设立这个单元完全是抱着一种试试看的心情。第一年征片不足50部，主要来自专业院校，影片质量参差不齐；去年数量超过了100部，今年则有90部。与前两年相比，这一届的录像短片片源更加广泛，专业院校之外，有许多综合大学广告系、传播系的学生作品，它们来自不同城市，业余组包括的就是这一部分。电影节今年开始对长度也有了规定，无论纪录片还是剧情片，都不能超过30分钟。主办者是出于操作上的便利，它无论合理还是不合理，事实上会排除不少作品，尽管30分钟对一个学生作业而言已不算短。
前面两次短片竞赛的情况我不了解，今年的90部作品，整体水准并不算高，其中DV作品应该超过半数。剧情片部分，绝大多数题材与情感有关，处理的方式往往是一铺到底的旁白和音乐，而旁白一定是抒情的，音乐一定是流行的，画面是这些声音的点缀。去年独立映像展上的那些作品给人的印象也是如此，那时候我就听到质疑：为什么这么多作品表现的都是17岁至23岁小男孩的性幻想？还有，生活中肯定没有一个人是这样谈恋爱的，为什么制造出来的影像这么矫情和滥情？
也不是所有的人拍的都是自己的恋爱故事，但对于一个二十几岁，大学还没毕业的青年来说，关注情感有合乎逻辑的一面，因为这是他正在经历的，构成了他成长经验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我对学生作品的印象来自于另外的方面：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那些相对优秀的，或者比较拙劣的，表现出的趣味其实一致：都有一种深切的、一厢情愿的自恋。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几个获最佳称号的短片表现出了不同的视野和心胸。《过年》描述了一个“小武”式的农村青年，在年三十被当作小偷，抓进了派出所。它的故事、人物的身份，现实的空间场景，场景中的人物和声音造成的气氛，都处处可见《小武》的影子——它发生在离汾阳不远的另一个山西县城，20多分钟的时间里展现出的事物一样地令人触动。而作者并未只是将目光投注在小斌身上，他让自己的人物在二十几分钟的时间里和不同身份的人发生了关系，其中有大款，有民警，也有小姐，他试图通过他们的语言和行为展示出一个真实的基层社会，和这个社会中一种基本的人际关系。《小武》在1990年代末出现，它重新估定了一种价值，启示了一代有城乡背景的青年。电影节的短片中，还有一部《城乡纪事》也是表现小人物，一个到重庆打工的农村小伙子。开头和结尾都是火车站，从他来到离开的过程。画外音贯穿始终的是小伙子写给母亲和妹妹三封信，叙述他的城市生活。画面中是他在街头擦皮鞋，送牛奶，卖报纸，以及他如何被城里人戏弄。
《火车》毫不夸张地观照普通的人，普通的生活。它的场景有限，每个场景都是一个固定的单镜头——它没有近景和特写，主要出场人物是母亲和女儿，但却曲折隐晦地讲了一个小男孩的故事。作者生长在北京南城，在她家附近拍了这部小片，那些场景和对话给人一种生活的亲近感，在这种亲近之外，正像她叙述故事用了一种不直接的方式，她也传达了对生活的另外一种理解，那就是它的不明确性。故事结尾小男孩死了，女儿表面不动声色，继续生活，工作，或给妈妈倒一杯茶。
《天天的天》拍的是幼儿园里小孩的故事。天天因为不睡午觉，遭到和别的小朋友不一样的对待。他得不到小红花，还被老师关进柜子里。如果这个表面天真的儿童世界由此带有一点残酷，那么1980年代出生的作者们并没有刻意地去强调它，一切都好像再正常不过——天天受到惩罚，是因为不守规则；他们只是在传达自己经验的同时，有意从故事和空间的表达上隐喻一个成人世界——还有他们对这世界的不满和一些恐惧。结尾，天天跑出幼儿园，获得了小红花，看到了微笑——作者们由此象征地表达了他们逃脱的愿望。 30分钟版本的《焦虑的人》带有一种电影的游戏精神，它“编”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有复杂的人物关系，并综合了爱情、毒品、杀人或被杀等多种元素，其进程也充满了悬疑色彩，还不时被编故事的人打断——因为它纯属虚构，不过是大学宿舍几个男女生无聊的闲聊。作者是一个理工科大学的学生，不知道是否与此有关，他的短片对电影的理解透露着一股轻松，这种轻松感恰恰是专业院校的学生作品中最为匮乏的。
以上谈到的几个作品都是用不同规格的DV完成，有的是专业级DVCAM，有的就是一个家用掌中宝；如果不算机器和后期机房花的钱——它们有的是作者自己的，有的是蹭来的——全部制作费从几百到两三千不等，基本上就是饭费和交通费。
作者来自于不同城市的不同学校，他们都出生于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有些不过刚刚20岁，他们在自己的第一个作品中透露出来的对生活和世界的理解让我惊异。
DV的个人影像写作1990年代末开始活跃，一直以来纪录片占据了主流，剧情片相对显得薄弱，为人所知的作品不超过5部。这些朴素的学生作业在这种意义上丰富了DV的表达，它们有个人视点，没有无节制的抒情，是一种天真而又单纯的声音。也是在同样的背景上，电影节录像短片竞赛的纪录片部分缺少好的作品，它们的问题首先还不是在力度、深度上，和那些民间的DV独立纪录片相去甚远，而是大部分作品采用了一种可疑的方式来叙述。对人物的了解不是建立在日常动作和生活细节上，而是依靠解说词和音乐。有些就成为电视专题片制作，有些不是缺乏诚意，只是不会方法。这些作品中间，《棚鹏学校》（蔡元\樊启鹏，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2001级硕士研究生，获最佳纪录短片）和《水沫·人》（桂冠，中央戏剧学院2000影视编导专业学生）更加接近我对纪录片的认知。前者关于一个事件，北京郊区一所刚创办的民工子弟学校，面临被取缔的命运，它记录了这个过程当中，校长、学生、学生家长、媒体以及一些政府人员的行为、态度和反应，而摄像机只是介入，作者没有表现出明确的倾向性。《水沫·人》呈现了一个无名的小人物。吴幼明在一个小城市当了10年交警，他也是文学青年，喜欢写作，还编辑民间刊物。这个短片记录了他常态的生活，包括他在马路上执勤，年终在单位述职，回到家谈他的小说、刊物和想拍的电影。这个人物不属于需要被关怀和同情的一类，也不具有典范意义，这个短片之所以感人也正因为如此：它展示了一个人如何生存以及构成这种生存之物：他的身份、他的空间和他的理想。(文/张亚璇)

《过年》
22分钟，拍摄机器：Canon XL1，获专业组最佳剧情短片奖。
作者：韩杰，山西太原人，生于1977年，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2000级大专班学生。
剧情：阴历年三十，山西某山村一伙青年通宵聚赌，小斌输完了所有的钱又押上了自己的传呼机。小斌随赌友进城办年货，阴差阳错进了派出所，他面临着交500元走人或者拘留15天的选择。
关于《过年》
这个故事多半是真实的，它发生在我儿时一个叫小斌的朋友身上。他曾被一个有权有势的人误解，因打架而被无辜地判以十五天拘留。
2002年春节前五六天，我带着自己的DV机来到那个儿时的故乡，看着人们为过年而忙碌着，每个人都为跨越新的年轮做着准备，严冬的冷酷似乎无力阻挡社会前进的巨轮，整个县城异常沸腾……
一种记录生命的欲望和浓浓的使命感油然而生。于是我找到了好朋友“小斌”做帮手，又找来几位当地的哥们儿，他们毅然放弃忙碌的生活，热情地和我制作出了这部半故事半记录体的短片。我非常感动，虽然他们都是业余的。
通过这个短小简单的故事，我想讲述在无情的时代浪潮下，有些人无力地、苟延残喘地活着……还有无业青年、农村家庭、游荡于社会边缘的人、开煤窑的小老板、基层干部、人民警察、还有背井离乡的天涯歌女……他们这些人的生存现状。
人生存在很多神秘的选择，有时选择又是无奈的。片中主人公小斌和歌女同样面临着无奈的选择。就像萨特说的：人是被毫无选择地抛弃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他不得不选择，他要选择了逃避，这也是选择。

《火车》
长度：17分钟 拍摄机器：SONY PD150 获最佳导演奖
作者：刘伽茵，女，北京人，20岁，
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本科三年级学生。
剧情：妈妈班里的周可心上课时总爱摆弄一块手表，她一气之下把表扔出窗外，被楼下的工友捡走。我用两盒烟换回手表，还给了周可心。
手表是奶奶死时留下的。周可心带我去铁道旁，那是他和奶奶原来住的地方。火车来时，周可心兴奋起来，从栅栏的缺口钻了进去。我总觉得他钻进铁道很危险，就找人用铁丝把缺口封上了。周可心又来铁道玩，因为缺口被封，只好翻栅栏，结果栅栏上尖锐的突起把他戳穿了。

八十米远 —— 关于《火车》
从我家到铁路，八十米。
我们住的房子和铁路是平行的，站在阳台上就能看见两道铁轨。
火车经过的时候，杯子里的水会抖。
我喜欢火车。

这个故事是很自然的流露。
直到现在我也分不清楚我自己到底是片子里的哪个人，女儿还是周可心。
这是我的第一个拍摄经历，以前曾经有过一次拍摄作业的机会，但因为要求是几个人合作，我就退出了。我不喜欢合作，独立对我很重要。
买了DV机后的第三天，我开始拍摄《火车》。没听别人的劝告，我坚持在自己摄影的同时出演了一个角色。
小时候，我觉得汽笛声特别大，还有火车轧铁轨的声音，咯楞咯楞的，也许是因为搀杂着恐惧。 拍摄那天，我骄傲的把大家带到铁路，但是火车来的时候，他们没有害怕，火车的声音也没有阻止他们的对话。
我总觉得火车声音不够大，和我印象中的不一样。
我很失望，我觉得是火车开得太慢了，于是我努力地想像，甚至站在离火车很近的地方，可不管怎么样，我都没法使自己害怕。
也许只有在离火车八十米远的地方，火车的声音才是最大的。

《天天的天》
21分钟，获专业组最佳编剧
作者：夏非约\金晶\吴叶\商辉（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99级）
剧情：天天是一个6岁小男孩。令他苦恼的是幼儿园里必须睡午觉。他的“不安分”让幼儿园老师头痛不已。弄堂有一个窗口总是传出令他神往的音乐。有一天，他在午睡时间偷偷溜出幼儿园，看到的一切像被施了魔法。他踏上了传说很可怕的楼梯，看到了意外的景象…… 关于作品：《天天的天》的灵感源于一次聊天。我们认为，回顾一些过往的日子比叙述现在更有把握。然后我们一起回忆了一下我们不长的往事积累。又一致肯定，最闪光的是童年。《天天的天》试图以一个离童年还不太远的视点来审视它。
天天是一个纯粹的小孩，五至七岁孩子们最头痛的事情是睡午觉。从医学角度看，那是因为孩子的大脑神经还没发育完全，所以感受不到疲劳的缘故。但是，在幼儿园里必须睡午觉，因为这是一种制度。历来，我们用制度来评判一个人是否优秀，制度本身因何产生，是否合理却往往被忽略了。这个谬误从成人世界蔓延到儿童世界，“小大人”的出现似乎不再出人意料了。片中的小满、黛溪或许代表着“制度”下生存的更高“阶层”的人物，而天天，因为睡不着午觉就成了老师评价里的“低阶层”，袖珍的“社会阴影”于是降临，天真纯粹的孩子成了不正常的烦恼者。 推及成人世界，“模范”也大多是相对于“制度”而言的。自由纯粹的人反而时常会无所适从，继而产生幻想。但美丽的幻想不灭，这些人也就不应该绝望。
天天身上有我们思想的影子，他的彷徨、希望、我们都或多或少地感受过。我们力求“蹲下来”，与孩子平视，重现他们袖珍世界的“重大事件”，比如：评选“小老师”、贴五角星、男孩与女孩间的分界线……编织故事的同时又重温了一遍童年，心里百味涌现。 对应题材，我们认为镜头和画面不应太复杂，能够清楚地叙事和传达流畅的视觉感受就可以了。片中艳丽的色调代表幻想，它不时呈现，给予天天幼小的心灵一点点惊奇和慰藉。
我们不太赞成过于依赖另类手法和叙事风格：让人眼花缭乱但是却一头雾水。“故事”与我们想表达的“思想”是至上的。
《天天的天》是我们第一次拍摄短片，作为尝试，它所制造的灵感和成功或者粗糙和失败都值得咀嚼，是下一次努力的借鉴。

《焦虑的人》
30分钟，业余组最佳故事片
作者：陆贝珂\艾政（武汉理工大学东院文法学院广告系981班）
剧情：晚上，大学的男生宿舍里，女生“小胖”带来一条校园里的“花边新闻”。在座的人对于这一聊天话题产生了兴趣。故事的精彩就在于展开的类似于网络灌水似的闲聊之中。
关于作品：《焦虑的人》标准版是53分钟，参加大学生电影节的30分钟版是对原始版本的一个解构。当南京师范大学的朋友发给我电影节的参赛信息时，我的原版《焦虑的人》已经在做后期剪辑了。我和一起做片子的同学都是大四学生，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发表的机会。但按规定参赛片长不得超过30分钟，我当时的想法是：不能只是把片子简单地剪短，而是要有一种不同于原剧的风格。最后选定了一种“讲述”的传统方法——由一些故意塑造得与原剧本中角色产生一定离间感的角色来讲述出一个编得似乎无头无尾的故事。
片中的角色被处理成两大类：“讲述者”和“故事中人”。讲述者们凑在一起编出一个故事，故事中的人的所想所做又反映着这些讲述者的思维和一些不自觉的习惯，最后甚至讲述者中的“主要人物”（那个先戴着顶帽子的矮个子）逐渐被自己讲的故事所影响和感染（最后他的梦和故事中的人物汇于一体）。 在这部片中，我最大的想法就是表现和探寻我自己最感兴趣的事物——人的精神追求以及追求过程中的各种不可知感。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资讯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要发达，人的精神追求和实践活动虽然方式越来越多，过程越来越复杂，但他们却越来越让人不可知了——更多的“知”，造成的却是更多的“不可知”。焦虑紧随着人对未来的不可知感，我想试图表现一些这种我和我周围人的普遍感受。
片子的结尾，是对这种无法排除的焦虑感和不可知感做出的一种视频形式上的探索，整个片子都笼罩在一种不可知的调子之中。

《山城纪事》
长度：11分20秒 拍摄机器：SONY TRV-42E
作者：应亮（重庆大学美视电影学院导演系2000级）
关于作品：一个小人物在一个城市的生活，以及他写的三封与这种生活有反差的家书。以三封家书作为旁白，组成这部片子的结构。
我们只是想把这个底层的小人物放在一个城市的情境之中，由此来观照他的精神和物质生活方式。
我们使用了大量的抢拍、偷拍的手持拍摄，力图达到一种纪实风格。